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推荐19篇）_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发表时间：2022-04-08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推荐19篇）。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中国考古专家历经近十八个月的发掘，在浙江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古城可能就是良渚国的首都。考古界视为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后中国考古界的另一重大发现。
据《新华网》报导，新发现的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九十年代初发现)为中心，城墙东西长约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公尺，南北长约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公尺，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大古城遗址。
考古发现将改写中国历史，也就是由现在认定的最早朝代夏、商、周，改成良渚为最先。因为根据出土的陶瓷碎片，古城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四千年以前。
良渚文化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中国本土上目前发现这一时代的古城约有六十多座，小的只有十几平方公尺，良渚古城达两百九十万平方公尺是最大的。
由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建筑群从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不少人认为良渚时期的中心就在这里，上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
考古专家认为，以良渚文化覆盖面之广，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首都，良渚既为国就改写中国断代史。因此新发现非常重要。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抗杭良渚，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表示，良渚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继承下来了。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大汉盛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盛世，起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大汉朝在其40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虽然西汉初年的疆域，比起秦朝减缩了南越、东越和河套地区。但经过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到武帝末期疆土超过前朝秦朝一倍之多，版图达到极盛，其领土除了今天的西藏和东北部分区域外，几乎包括现在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东北设置乐浪等朝鲜四郡，与三韩接壤于朝鲜半岛中部。
北以阴山、长城与匈奴乌桓接壤；西北设置河西四郡，有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西南设西南夷七郡西抵四川盆地边缘，南有怒江哀牢山之东北云贵高原；南边设置南越九郡，有今两广、海南岛及越南北部中部地。汉武帝末年与昭宣之际，东北及西南边版图稍有减缩，至元帝初元三年弃珠崖即今海南岛，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变动。
版图面积：约6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西汉初期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时增加到约3600万。西汉末年（公元2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
军事：由于汉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汉朝小王国的存在，汉朝前期军队数量约30万。
经济：汉朝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65.5亿美元。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组织：
今天观看了我校“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的启动仪式和金灿荣教授为天大师生作的题为《当前国际热点与中国外交》的报告，收获颇多，就关于“中国梦”的思考和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学习情况向党组织进行汇报。
早在2012年11月29日，XXX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提出了“中国梦”，号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努力。XXX的深情阐释，触动并点燃了每一个年轻人内心深处“中国梦”的畅想：“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勇敢追逐梦想的民族，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怀抱伟大梦想，不断奋斗，创造了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从1840年的炮火惊醒沉睡国人的那一刻起，此后的一百多年，无数炎黄子孙，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他们的心里都孕育着一个梦想，一个国家富强的梦，一个民族重新崛起的梦。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有梦则民族有望，少年追梦则国家昌盛。每一个青少年的远大梦想才能托起整个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一个民族重新崛起的梦。梦想照亮人生，梦想改变现实，梦想创造历史！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一个人、一代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怀揣梦想，不放弃希望，埋头苦干，努力奋斗，终会一步步地让美好的梦想变为动人的现实。
然而仅仅有梦想还是不够的，怎么能把梦想转换成现实，把期许转换成动力，把未来转换成今天，才是我们更应该去思考、去实践的东西，否则梦想再伟大也只不过是一纸空谈。
为了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已经取得许多不朽的功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抗日战争的扬眉，从赢得人民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从社会主义体制的确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上升为一个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世界性、高水准的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
但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还只是百里行军的第一步。我们不应该忘记国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青年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的我们已经到了小时候要想的“等我长大以后”，我们应该做好心理准备，踏上我们的“追梦之旅”，而不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了。
天津大学作为一个工科院校，是为了国家培养卓越总工程师，作为精仪学院的一名学子，我会努力学习自己热爱的专业。大二这一年，开始接触的专业基础课我都非常认真，上学期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另外，工科里面的很多知识如果不结合实践，是很难理解到本质的。对于数量有限的实验课我也都非常认真，仔细研究设计实验内容和实验报告，培养自己工科的思维。
另外，我也积极参加课外的科技实践活动。就在前不久的测试测量大赛中，我作为队长带领队友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了决赛，并在决赛中获得了三等奖。在这些科技活动中让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模电数电课上所学的器件和电路，并且在设计电路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的用到，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一个人的梦是狭隘的，一个家庭梦是温馨的，一个群体的梦是振奋人心的，一个国家的梦是永不停息的。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不畏惧艰难险阻。只要心怀“中国梦”，哪怕跌
倒我们也会勇敢的站起来，聆听祖国的召唤，为梦起航！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思考，希望党组织加强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汇报人：XXX2013年3月30日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时间如流水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大二，在朦朦胧胧中度过了大一的生活。在学习、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有太多的问题。为了帮我们解决这些学习与生活中的问题，学校为我们开设了相应的课程，在老师的讲解下我们明白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
经过陈老师一学期的细心讲解于教导，使我明白的自己应该怎样做该做什么。下面我谈谈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后的心得于体会。
我觉得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是生动而实际的，老师从我们的心理实际出发给我们传经授道，为我们的大学生活增添了很多清新的气息，为我们今后的人生发展坐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我听到那些国家腐败官员落网时，我真的感到大快人心;当我看到那些成功人士的事迹时，我真的感觉到一股强烈的震撼，我意识到自己在学习中得来的乐趣和懂得法律的好处。
此门课程的开设是贴近大学生心理实际的，它对大学生的心理塑造和自我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加强对思想道德与与法律基础的学习有助于大学生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折，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习，完成大学期间的发展任务。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折，是大学生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将经受多方面的新考验。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机遇。然而，由于当代社会背景以及个体特点及其经历的原因，近年来大学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地影响大学生教育任务的完成及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自我素质，增加应对现实中各种挑战的能力，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完成大学期间的各项发展任务，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用之才。
其次，加强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学习有助于青年学生积极探讨人生的具体问题，从生活实际出发，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大学生离开家庭并逐渐融入社会，他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并引发有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相应思索。“思想道德修养”课程针对大学生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特点，从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进而透过具体现象探讨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问题，将有助于青年学子拨开市场经济的迷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干扰，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从而为自己的成才拨正航向。
最后，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学习，还将有利于青年学生不断地完善自己，实现自我的新境界。修身养性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境界，它既是青年人个体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当代大学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责任，党和政府对此也寄托了殷切希望。通过课程的学习，将有助于青年学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在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无愧于时代与民族的重托，真正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是融教学与实践于一体的，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接受了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学习以后，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我深知自己的肩负的使命。我们生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续继承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做生生不息，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通过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我们对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摆在与国家命运相关戚的高度，努力学习科学文学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做一名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建设之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XXX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修养教育课程，能使我们21世纪的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将自己培养成为现代化的四有新人。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朝代，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唐朝，宋朝，清朝，还有东晋、西汉、东汉，那你知道我国史上第一个朝代是什么吗?
中国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
夏朝，建于公元前2070年，夏朝共传13代、16王，(夏统治者在位称“后”，去世称帝)延续471年，后为商覆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夏朝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从启到少康，共5王，是夏朝确立和巩固的时期;中期从予到廑，共7王，是鼎盛时期;后期从孔甲到桀，共4王，是走向衰落并最后灭亡的时期。禹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圣王，古代部落联盟领袖。
原为夏后氏部落酋长，姒姓，又称大禹、夏禹、戎禹。鲧的儿子。鲧奉命治水，采用筑堤堵水的办法，9年未治平。舜即位后，又派禹治水。禹总结了鲧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经过xx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
接着，又带领人民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许多良田和桑土，发展了农业生产。在治水xx中，“三过家门而不人”。后以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他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禹是原始社会末期由民主推举产生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领袖。
他即位后，打败了南方叛乱的三苗部落。当时已有军队、官吏、刑罚、监狱等权力机构存在的迹象，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即将产生。禹死后，其子启废除禅让制，自立为王，建立夏朝。禹是夏朝的奠基人。启夏后氏部落领袖禹的儿子，夏朝开国之君。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由宇文泰拥立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国号“大魏”与高欢所掌控的东魏、南梁对立，建都长安（今西安汉长安城遗址）。至557年被北周取代，经历两代三帝，历时二十二年。 管辖今湖北襄阳以北、河南洛阳以西，原北魏统治的西部地区。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元修脱离高欢，从洛阳逃至长安，投靠北魏将领宇文泰。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政权实由宇文泰掌握。
535年宇文泰毒死魏孝武帝元修后，拥立魏孝文帝的孙子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即魏文昭帝，改元大统，西魏开始。551年，元宝炬死，长子元钦嗣位。554年元钦被宇文泰所废，不久被毒死。元宝炬四子元廓即位，称元年，为了迎合宇文泰胡化运动而被迫改复姓拓跋。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病死，由侄宇文护承继。557年宇文护得将领支持，迫使魏恭帝禅让于宇文觉，西魏灭亡。
在整个西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宇文泰控制着政权，在他努力下，任用苏绰等人改革，采用和北攻南策，使西魏进一步强盛。甚至攻入南梁的成都，夺取南朝西川荆雍地盘。在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且在三次战役中大败东魏大军，奠定北周统一中国北方和隋朝统一中国的基础。
西魏期间，社会较为安定，国力日趋强盛，有效地抗击了东魏的多次进攻，而且于废帝二年（553年）取得南朝梁的蜀地，次年又夺得江陵。557年初，宇文觉废魏恭帝自立为帝，即孝闵帝，建立北周。
国号
西魏的国号本是“魏、大魏”，是北魏国号的延续。北魏分裂后，分为西魏和东魏，所谓“西魏”只是与东魏相区别的称呼。西魏领有北魏洛阳以西的土地，又在长安建都，在地理位置上是位于东魏的西面，所以称呼西魏。
历史
西魏建立
永安三年（530年），贺拔岳以两千疲惫之卒，横扫了三秦之地的劲敌。 在尔朱家族覆灭后，贺拔岳拥兵关陇，与高欢对峙。永熙三年（534年），侯莫陈悦暗中倒向高欢，并诱杀贺拔岳。贺拔岳旧部推举宇文泰继任军主，击败侯莫陈悦。其后，北魏孝武帝元修与高欢不睦，入关投靠宇文泰，任命其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
永熙三年十月十七日（534年11月9日），高欢另立元善见称帝，徙都于邺（今河北邯郸临漳西南邺镇）。永熙三年闰十二月十五日（535年2月3日），宇文泰杀北魏孝武帝元修，立元宝炬为帝（魏文帝），改元大统，宇文泰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军政大事尽出于泰手。从此，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高欢与宇文泰皆居相位，军国大事总属相府，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元氏皇帝不过是傀儡而已。
交战东魏
大统元年（535年）春正月，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见宇文泰已有准备，遂挥师攻华州（治华山，今陕西华县），赖著刺史王罴的拚力死战，才打退了东魏进攻；大统二年三月，高欢又亲率万骑袭取夏州，徙五千户而归。不久，又袭取灵州，徙五千户而归；大统三年正月，高欢又领军屯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于黄河上架设浮桥，准备渡河攻潼关。高欢恃戎马之强，年年进攻西魏，虽然未曾得手，但宇文泰知道，长此下去，实力处于劣势的西魏必然难以支持，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开拓兵源，扩充。
大统九年（543年）二月，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今洛阳西北）列阵，宇文泰领军击之，战于邙山，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人，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一支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不可能再大量补充，因此，邙山之战后，宇文泰开始从汉族中间吸收兵员，三月，宣布征募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武装。在北魏末年的关陇起义中，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乡兵，东西魏分立后，这些地主武装并没有解散，仍然控制在豪强手中。宇文泰通过广募豪强以充军旅这一措施，把这些分散的乡兵武装变成中央的一部分，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统领，从而，既加强了中央对的控制，削弱了北魏末年以来的地方势力，又促进了武川军人集团与关陇地主的联合。此后，到大统十六年（550年），又进一步把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的均田户，这样，西魏中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大统十二年（546年）九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游的这个钉子。西魏并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玉壁，顽强抵抗，高欢先后采用断水道、火攻、挖地道等战术，围城五十余日，士卒死亡七万多人，未能攻下玉壁，最后高欢染疾，只得解围而去。玉壁之战，高欢倾力而出，攻一孤城五十余天不下，智力皆困，以至愤恚成疾，转年正月，发病而死。自此，西魏扭转了过去的.劣势，和东魏势均力敌了。
高欢死后，子澄即位，高澄与手握重兵的侯景不和，畏景权重，欲夺其兵权，侯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同时又对机诈权变的侯景十分谨慎，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所占土地，并示意景交出，入朝长安。其时，高澄在侯景叛变后，也派大军进逼，于是，侯景转而投归萧梁，酿成了一场侯景之乱。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萧氏兄弟争夺帝位，相互残杀，宇文泰乘机略取土地，夺得汉东、益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
后期统治
大统十六年（551年），元宝炬死，长子元钦嗣位。
大统十七年（552年），侯景败亡，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县）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称臣于西魏，与西魏订立盟约；西魏以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南），梁以安陆（今湖北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既称帝后便不再称臣，宇文泰派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向宇文仁恕表示，梁已统一，西魏应将所占梁、益、襄阳等地归还梁朝。宇文仁恕还告宇文泰后，泰认为既已取得梁、益，就应进一步规取江汉，恰巧此时萧绎侄萧詧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击绎。于是西魏恭帝元年（554年）九月，宇文泰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进攻江陵。十一月，城破，梁元帝被处死，魏军挑选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驱归关中，只把一座空城留给萧詧，同时又将原来梁朝控制的雍州诸郡收归西魏作郡县，这样，西魏的疆域扩展到了今四川、湖北一带。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元钦被宇文泰所废，元廓即位，并改名为拓跋廓，即西魏恭帝。西魏恭帝元年（554），又以有功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除有的将领本来就用鲜卑复姓的不予更动外，那些已经在太和改制时将复姓改为单姓的将领则重新改为复姓，已采用汉姓或本来就是汉姓的，则赐以鲜卑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弗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凡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的姓氏。
走向灭亡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三月，宇文觉以嫡子被宇文泰立为世子；四月，拜为大将军。十月，宇文泰去世，宇文觉嗣位为太师、大冢宰。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开始扶持15岁的宇文觉承袭父位，由宇文护辅政。十二月，魏恭帝又下诏以岐阳之地封宇文觉为周公。
西魏恭帝四年（557年）正月，在其堂兄宇文护的扶持下，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拓跋廓把皇位禅让给宇文觉，宇文觉即位称帝受禅位，正式即位称天王，国号大周，史称北周，是为北周的开始。追尊宇文泰为文王，母元氏为王后。立妃元胡摩（西魏文帝第五女晋安公主）为王后。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论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秦国依靠法家思想富强称霸，统一六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是，秦朝也因法家思想走向极权统治，加之奸臣当道，二世而亡。汉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然而，汉承秦制，法治理念并没有衰落，反而为各朝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传统同时确立。儒法两家都主张国家由天子一人治理，君主归为天子，至高无上。正是儒法两家这种国家由天子一人治理的主导理念，对官吏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而法家早也有这样的论述：“吏者，民之本、纲者也”。也就是说，君主相对于臣子的地位，相当于官吏相对于人民的地位，进而可知，君主的一切行为在官吏那里，都可以被复制而施用于人民。
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这种“人治”始于君主，然后在君臣二级分治的体制下，被各种官吏不断复制甚至恶化和滥用。虽然法家有过限制君权的尝试，但是收效甚微，最终不了了之。中国没有限制君权的成功，商鞅之后也不敢有这样的尝试。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地方官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复制皇帝的极权专制，中央很难对其采取限制和打击。一般情况下，君臣勾结，互相满足利益，以求“维稳”。追究这种体质性现象的实质，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完成了国家私有制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向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国家体制的转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在于维护私权，但是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他们对于私权的维护都缺乏明确的限制和约束。虽然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但是他本身不可能将这种统治权贯穿于国家的各个层面，必须通过设置官吏进行管理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君主的地位虽然明显高于臣子，但是相对来说臣子对君主有一定的约束，二者互相牵制。由此，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便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也生发出中国封建社会其他各种问题。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在于君主和臣子对于私权的维护没有明确限制和约束，并且君主和臣子不同程度的相互牵制又相互勾结，从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国民劣性，毫无远见并且刚愎自用。中国各个朝代的法律基本也都是恶法，强调对犯罪行为的严刑重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奖励善行，但是在一种“私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人民更多首选自保。中国和西方同样强调“私权至上”，但是中国所走的道路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局限于私权之中，而没有从一种更宽广的视野将“私权至上”确立为社会的核心原则，这也是中国古代自然法和宪法发展十分落后的原因所在。但是中国出现这种状况具有客观必然性，从春秋战国后期秦朝开始中国社会由儒法两家思想主导，道墨两家思想一直没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儒家的家族主义具有承袭西周宗法制的先天优势，法家的国家主义在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具有极大的现实优势，从而形成了秦朝的具体社会形态。秦朝确立了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汉朝董仲舒确立了经过修正的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在此之后法家也较好的进行了儒家化，从此中国社会便由儒法两家主导。改变一种已经具有统治地位的社会主导思想无疑是十分艰难甚至不可能的，虽然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不同程度都有过对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的重视，但是道家的个人主义和墨家的世界主义还是难以被大众所接受。
变质的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是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皇帝和各级官吏上下级权力关系明显，专制集权主义严重，由于相互牵制的客观存在，又不得不相互勾结。变质的私有制导致恶劣的利益之争，利益之争又导致权力之争，于是结党营私、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变成了自然而然的现象。然而在获得权力之后，损公肥私、贪赃枉法、贿赂腐败又成了绝大多数官员最真实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丑陋的社会体制中，上至皇帝，下及臣民，都完全自溺于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纵然一些“异见者”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强烈的批评意见，但是他们难以拥有实权也难以进行变革，这些言论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只可能是昙花一现。在这样一种“私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以皇帝为首的私有制所有人的权利丝毫不受干涉，官员也只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权利而接受皇帝的制约，在取得权利之后便胡作非为，甚至与皇帝争权。变质的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权利约束机制在中国从来不存在，因此在中国难以产生真正的自由，中国只能逐渐成为一潭死水，生机是根本不存在的。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五届年会综述
李维林 周琳琳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和代表提供的论文及研讨情况，综合阐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及齐鲁文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展新动态及特色。计量分析、学科交叉、中西比较等分析方法拓展深化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内容，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全国近5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共收录论文64篇，其中古代部分16篇，近代部分27篇，现代部分11篇，综合类部分10篇，共计70余万字。与会代表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展开深入研究。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表彰，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
山东大学校领导曹升元总会计师致欢迎辞，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董志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唐任伍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胡金焱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就十四届年会以来的学会事务及学科发展情况做了工作报告。随后，大会根据安排，进行了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
一、增补改选理事会成员，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本次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就年会理事会进行增补改选。根据学会规则，经全体表决通过，唐任伍教授当选会长，增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程霖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曹旭华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为 1
212 李维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
周琳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会副会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和颁奖活动，共评出著作类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论文类一等奖4名，二等奖3名，以鼓励学会成员积极深入研究，推动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扩展充实
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内容和领域有新的扩展
一些学者尝试从新颖的视角研究传统经济思想问题，以其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展示当时的社会思潮及经济思想，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本学科研究的视野和增长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齐海鹏教授在论文《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中，阐述了陆贽“以人为本”的财政、赋税思想，并对其“足食先备灾”的思想、关于财政管理和调控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董平均教授在读《史记·货殖列传》后，撰写了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燕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原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四通八达的交通等方面阐释了燕都蓟城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的原因。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在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初稿）》中，站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三方面挖掘了方志中丰富的思想史、社会学资料价值。
（二）研究方法注重中外对比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不能简单的由外国舶来经济思想所代替，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殊形成原因和实践成果，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岳翔宇在论文《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十七世纪法国“气候变冷——阿吉尔贝尔重农理论”做了比较，创新性的分析了气候与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通过特殊时期情景分析，得出了天灾与政府作为、政策批判（重农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华勇在论文《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追溯了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准备金思想，通过比较中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的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力求古为今用
研读本届年会收录的诸多论文可以发现，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注重发现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服务功能，将课题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求教于方家”，力求古今融通、古为今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在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中，指出古代“重粮贵粟”思想和制度，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探析了古代粮食储备、粮价调控、粮食赈济等思想和政策的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宇副教授在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中，站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视域内观察，充分肯定了“轻重”学说在理解市场机制，矫治市场弊端方面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论文《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中，研究了农村公共供给经济思想的政策价值、价值逆转的事实及内在根源，建议政府摒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工具理性思维，接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价值理性，走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类似的论文还有《荀子思想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启示》、《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边东平）。
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拓展不断深化
此次年会，中国近代思想史提供的论文较多，共有27篇。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主要以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为主，同时，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中西结合，对比分析。
（一）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有新的拓展与深化
一些学者以历史人物或学派思想为线索，对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财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从而使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与深化。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室王毅武教授在论文《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经济理论》中，研究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肯定了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在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中，梳理和评价了杨荫溥的通货膨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主张。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论文《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中，对李锐在直接税体系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其直接税制开创者的地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研究生熊维刚、吕麒在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中，从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对刘大均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刘婧宇在论文《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中，考察了彭迪先的货币思想和政策建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秋华教授在论文《
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从中反思其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有益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李俊在论文《魏源的经济思想》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经济思想的背景、新观点、新问题进行了概括说明，并评价了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影响。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的蔡志新、周建华在论文《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中，对徐锡麟的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做了总结和评价。浙江科技学院的喻梅在论文《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中，从加强政府惩戒违规注册会计师、提高入行门槛、提升职业道德、放松监管行业公会四个方面研究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文《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中，以当时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其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思想及现实借鉴意义。
（二）专题性经济思想研究有进一步发展
学者们通过对经济思想专题的研究，将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增强读者对某专题的系统性理解。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博士生缪德刚在论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兼论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阐释了中国近代农村土地金融思想产生的经济环境、制度基础和实施绩效，并分析了土地金融思想对于土地构建的动态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博士生饶丹雪在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中，重点描述了民国时期不同时期的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并肯定了这些具有阶段性时代特色的保险思想时代性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陈瑞在论文《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中，考察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力图证明国货运动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重要因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璇博士在其论文《中国经济研究所的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中全面系统的分析了《经济评论》的期刊创办情况及内容，进一步挖掘期刊的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启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熊金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中，总结概括了民国时期的地价税研究、地价税法律体系，结合上海的地价税征收实践对当时的地价税进行了定位和评价。南京审计大学的夏寒、蒋大鸣在论文《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中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前审计制度进行了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马长伟在论文《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分析总结了晚清时期、南京临时政法时期和北洋时期纸币发行的经验教训。
（三）文献综述类研究不断加强
在本届年会中，有些学者通过对近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总体文献回顾，总结了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理清了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文献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及文献校勘的正确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撰写了论文《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通过研究晚清经济思想史，对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的写作时间和文字、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年份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并论证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建议办银行的自述并非真实历史。这些分析界定，这对于研究者做出正确、恰当的评述十分重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李詹在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探寻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万红先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中，以胡寄窗等学者的名篇著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作品来把握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经纬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评述》中，统计分析了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从青年学子视角管窥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这些综述研究不仅是对本领域已获得成果的总结，也有利于已有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发挥更好的基础作用。
四、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理论性和现实性有所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推移，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不断延伸。在现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学者结合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导向和政策实践，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深化。
（一）思想研究更加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在论文《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评述》中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和工业化腾飞现象，认为应该理性、客观的认识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区别。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论文《“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价》中着重分析了“以粮为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局限性，结合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支持我们应该深彻转变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以现代化农业支撑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历史重任。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教师邓强在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中，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研究思想入手，分析了马克思、XXX和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与理论，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的演进路径。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在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中，阐述了恽代英一系列经济思想，并肯定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政策研究更为细密
对新中国经济思想的政策研究重在探讨经济思想的政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看待经济思想，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检验经济思想，有助于提高经济思想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大权副教授在论文《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翁文灏的赶超工业化道路和马寅初的均衡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马寅初包括比较优势原则在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东教授在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中，考察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理财原则在中西方的运用，认为随着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多样化，不能片面强调“量入为出”，要考虑“量出为入”的可行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瞿商教授、郭旭红博士在论文《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中，总结叙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三次大转变及其重要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明在论文《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中，探讨了解放初期民营企业的集体合同制度问题，并从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上证明了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彭聪、吴传清教授在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中，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并作出客观评价。
五、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齐鲁文化的国内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所以，研究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届年会上，与会学者就齐鲁文化展开了细致梳理和分析，就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讨论，形成了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梦涵教授、李维林副教授在论文《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中，界定了齐鲁文化的内涵和基本构成，详述了齐鲁文化两大主流学派儒学与管学经济思想的变迁、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当代的借鉴意义，并且对比阐明了鲁文化与齐文化经济思想的异同点，进而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了齐鲁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成因。文章最大的亮点是从齐鲁文化的地域空间和思想基础方面提出并论证了周公是齐鲁文化先驱者和奠基者的论断；而且作者这种前后比较、中外联系的内容表述和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推动了齐鲁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组成，鲁文化以儒学、墨学和兵学为代表，齐文化以管学为核心。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如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曹旭华教授的论文《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的论文《“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南京大学商学院蔡一教授的论文《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同时，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朱德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方面总结概述了鲁文化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上海民族企业家创业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小娟副教授在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中，分析了贾儒相通对于徽州人从商道路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齐鲁文化本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尝试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麦茹博士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中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借鉴吸收各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并肯定了计量学、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历代灾荒和赈灾思想上的实用性，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中指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应用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一）中西交融
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研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的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可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者就倡导开展中外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而且其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中西交融和相互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邹进文教授的《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详述了中国近代对Economy、Economic中译名的演进过程，其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有关。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程霖、岳翔宇）、《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张申）、《中西方货币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何业嘉）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西方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岳清唐博士在论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
思想》中，回顾了报酬递增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发展脉络；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郝延伟在论文《关于“大萧条”研究的文献梳理》中对大萧条的理论价值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论文《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中，对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从土地改革的领导者思想起源及其生平介绍、土地改革法及执行机制、土地改革对于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效用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
（二）计量研究方法
在本届年会所收录的论文中，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学者们对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学科结合、方法创新，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大放异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James Kai-singKun、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马驰骋博士在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中运用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了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的激发作用，而儒家文化则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用典型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儒家文化对经济冲击的缓解作用，这极大地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科研视野，让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因参照物的改变而有了更为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有机融合和有益尝试，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同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个模型及其解释》中，也通过构建模型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解释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晓鸥博士在论文《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沟通、合作与机遇》中，呼吁史学研究要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兼容并包，相互补充，顺应时代的召唤，抓住发展机遇，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化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此外，本届年会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深入，出现了一些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的认识，增强了其解释现实的能力，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前进动力。聂志红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中，理清了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逻辑线索，阐释了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朱成全教授、博士生王智莉在论文《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野》中，反思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亚明在论文《基于分工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评述》中，对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讨。
从本届年会丰富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未来 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宽。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交流探讨，形成兼容并包、学科融合的情形；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Li weilin Zhou linlin(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illustrates the main topics: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Qilu Culture.The method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have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n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ainstream.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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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摘要：《法律篇》是柏拉图晚年时期的作品，于其74岁着手开篇，是继《理想国》、《政治家篇》之后的最后一篇以对话体裁为文载的力作。
它是对柏拉图以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其思想的结晶。
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柏拉图的完稿，而是由其学生奥巴斯的腓力浦整理的稿子，并加入了腓力浦自己的东西。
但是，这不能否认《法律篇》在世界文献中的地位，其内涵的对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哲学、艺术、伦理、外交、贸易、家庭、婚姻、公民生活以及对国家发展模式的终极探讨，对现今世界，甚至人类整个进程都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法律篇》是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著《理想国》、《政治家篇》和之后的最后一部力作，它集中反映了晚年柏拉图对其生平思想的一个反思与回顾，是对以往的继承与发展。
通过细细品味《法律篇》，深挖其中包含的种种思考，对于理解古希腊法律、政治、思想、文化等的发展模式与思想积淀，以及正确评价柏拉图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凡的意旨。
在古希腊语中，《法律篇》的题目是nomos,也就是翻译成中文后是律法的意思。
通览全篇，柏拉图讲的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不妨找一下nomos更深层次的含义。
我想这对于我们了解《法律篇》的内涵有很大作用。
在中国的古代，有类似这样的论述，《论语》、《孟子》等等对话篇的论述，还是《尚书》、《鬼谷子》等等专门论述，都包含了对一个地区或者邦国治理方式的综合性论述，既含有法律性质的，又含有国家发展模式、国家精神性质的大框架论述，而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代之，这便是礼。
礼，既含有对国家的一个规范，又有对公民个人的约束和定义。
《法律篇》中亦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它不是一篇纯粹的法律着作，也就是说，该书的一些观点是为了集中为法律的说明服务，还是在昭示着其它什么?
虽然说，《法律篇》以“法律”为名，但是用包容的眼观来看，我们不能把其仅仅当作法律著作来研究和思考，否则，会泯灭其真正的内涵。
究其原因，在于无论是《法律篇》还是柏拉图之前的两篇巨著，都是在一条思想线路上延续下来的，是对一个问题的体系化的思考和主张。
在这一篇中，柏拉图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更加贴近了现实。
倘若我们以古希腊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眼光去理解和研究，那么其中的寓意可能会更多，更应符合柏拉图本人的心中意旨。
虽然如此，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法律篇》对于正义以及关于设立法律、审判和惩罚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包含了太多的法律观点，以至于对整个古希腊的法律哲学起到了极大的启迪和促进作用。
但是在那个时代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法律哲学这个概念。
而这一切都转化成了正义问题的探讨。
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法哲学的最初形式或者是源头方向。
“因此，如果了解了古希腊的道德、政治、教育、法律与哲学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下评价《法律篇》的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古希腊思想史中的意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nomos一词的含义，与礼恰当，因为礼的范围很广，保罗万象，我们只不过后来把它的命题给局限在一个范围了，就像周易不是用来算命的，而是一把用来打开宇宙人生宝库的钥匙一样。
我认为，可以说古意的nomos就是近于中国古代先贤所说的礼。
综上所述，我认为，虽然在书中阐述了极其丰富的法律思想，如对正义、立法、审判、惩罚等方面的探讨，都具有深刻的法学意义，但是，这些内容的论题最终都是为了论证正义而被探讨的，也是以正义的形式被探讨着，而这些探讨，都是为正义国家，即法治国家来做铺垫的。
同样的，书中有关道德、政治、教育、哲学等等方面的论述，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律篇》是对一种国家模式的探讨，这种国家模式，是以法律为基础，包括着一个国家的正义观念、国家的发展大方向、对公民的德性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内容的庞大系统。
知性，是一个合法公民的最基础条件;德性，是大多数合法公民所必须的;理性和实践性是大多数公民的选择条件，但必须是领导者的必备条件。
具体来讲，知性，是指人对知识的追求和掌握，而德性，指人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和向往，这两个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条件，是保证社会的发展不偏失、正常化运行、前进的根本。
两者的做到，靠教育，靠继承。
而理性和实践性，是对少数有领导才能的人的特殊要求，它要求这类领导者做到，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要有领袖的才干和气质，要有特殊的技艺上的实践能力，是一种近乎于“哲学王”方向的要求。
不论是普通人所要求的知性与德性的统一，还是特殊情况下的四者的完全统一，都是靠教育来达到的。
因此，教育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
要什么样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是怎样的，怎样判断教育的偏失与否，怎样教育等等问题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因此。
我们可以说，教育是这四者达到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这四者的达到反过来又会对教育产生积极地影响。
三、主要内容
《法律篇》主要围绕着雅典的一个来客(我们可以看成是柏拉图自己)、克里特人克列尼亚斯、斯巴达人梅奇卢斯三者，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一个夏日的讨论展开的。
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国家政治体制构建以及公民生活的很多方面。
整篇巨著，层层递进，通过提出问题，探讨解决问题，进而阐述立法的宗旨，做到以理服人。
在《法律篇》的开篇，三个人主要是围绕着关于立法的目的来展开辩论的。
在另外两人看来，一个国家立法是为了战争或者是更好地进行战争，一切制度的设立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服务的。
甚至各种处世和生活的标准也都是以此为根据而排列的。
在某种程度上，胜利即是正义。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1、崔郾力荐
当时，崔郾侍郎奉命到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此时吴武陵——崔郾是柳宗元的老朋友——正任太学博士，也骑着一头老毛驴过来凑热闹。崔郾正在酒席上喝得高兴，听说吴老这位有名的清流人士也过来了，非常吃惊，连忙离席前来迎接。吴老看见崔郾，把崔郾拉到一边，拍着崔郾的肩膀说：你担负此任，乃是众望所归。我老了，不能为朝廷排忧解难了，不如为你推荐一个贤士。前些日子，我偶然发现一些太学生情绪激昂地讨论一篇文章，走近一看，原来是这次要参加考试的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写得真好，这个人也太有才了。崔侍郎你工作繁重，日理万机，恐怕没有闲暇去浏览这篇文章，不如让我为你诵读一下。说到这里，吴老就字正腔圆地、摇头晃脑地将《阿房宫赋》读了起来。崔郾也是一个有品味的知识分子，听后也称赞不已。吴武陵乘热打铁，要求崔郾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将杜牧评为状元。崔郾面露难色，推辞道：状元已经被他人预定了。吴老穷追不舍，大声说道：如果真得当不了状元，就退一步，让杜牧以第五名进士及第。崔郾还在踌躇犹豫，吴老倚老卖老地说：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把这篇赋还给我，看有没有比这写得更好的赋。崔郾迫不得已，只好满口答应，然后目送吴老离开。
回到酒席上，喝酒的同僚问吴博士来做什么。崔郾回答说，吴老推荐了一个人为第五名进士。酒客连忙追问是谁，崔侍郎回答说是“杜牧”。旁边立刻有人接茬说：听说过杜牧这人，才气是大大的有，只是品行不太好，不拘小节，喜欢烟花风月，好出入娱乐场所。崔侍郎为难地说：我已经答应吴博士了。即使杜牧是个屠夫或卖酒的小贩子，我也不会改变了。
2、游玩轶事
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到曲江游玩。曲江是当时最热闹的场所，尤其在春天更是摩肩接踵。晚唐诗人姚合曾大发感慨，赋诗说：“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
这时的杜牧顾盼生辉，一举手一投足都“才”情万种。他们一行三五人来到曲江寺院，正巧碰见一位打坐的僧人，便攀谈起来。僧人问杜牧姓名，杜牧得意地报上大名，心想“天下谁人不识我”，以为僧人会大吃一惊，露出“追星族”的狂热。谁知僧人面色平静，木然不知，这让杜牧分外失落，很是惆怅，遂现场赋诗一首云：“家住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气味长。”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王维(7-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汉族，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右丞”，早年信道，后期因社会打击彻底禅化。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公元701年，生于蒲州(今运城永济市)。开元九年(7)，中进士，任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受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执政，擢为右拾遗，次年迁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为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半官半隐居。安史之乱被捕后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下狱。因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终尚书右丞。
他才华早显，与其小一岁的弟弟缙幼年均聪明过人。十五岁时去京城应试，由于他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所以少年王维一至京城便立即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有关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唐国史补》曾有这样一段故事：一次，一个人弄到一幅奏乐图，但不知为何题名。王维见后回答说 ：“这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请来乐师演奏，果然分毫不差(根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的考证，《霓裳羽衣曲》第三叠并没有拍，是散曲，白居易的句子“中序擘騞初入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沈括精通音律，其言可信。王维工于音律，是正史所载之事，但这个故事却是编造的)。
在诗歌方面，有他十五、十七、十八岁时写成的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可见，他在十几岁时已经是位有名的诗人了。这在诗人中是罕见的。当时，在那贵族世袭的社会中，像王维这样多才多艺的资质，自然会深受赞赏。因此，二十一岁时就考中了进士。
出仕后，王维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该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那是一座很宽阔的去处，有山有湖，有林子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王维在这时和他的知心好友度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情况。
一直过着舒服的生活的王维，到了晚年却被卷入意外的波澜当中。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在战乱中他被贼军捕获，被迫当了伪官。而这在战乱平息后却成了严重问题，他因此被交付有司审讯。按理投效叛军当斩，幸其在乱中曾写过思慕天子的诗，加上当时任刑部侍郎的弟弟(曾跟随皇帝出逃)的求情，恳请将其官职等换其兄性命，王维才得免于难，仅受贬官处分。其后，又升至尚书右丞之职。
王维早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能作出一番大事业，后值政局变化无常而逐渐消沉下来，吃斋念佛。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特地在长安东南的蓝田县辋川营造了别墅和在终南山上，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这首诗是他隐居生活中的一个篇章，主要内容是“言志”，写诗人远离尘俗，继续隐居的愿望。诗中写景并不刻意铺陈，自然清新，如同信手拈来，而淡远之境自见，大有渊明遗风。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
王维的大多数诗都是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王维从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他自称“一 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过去时代不少人推崇王维此类诗歌，一方面固然由于它们具有颇高的艺术技巧，一方面也由于对其中体现的闲情逸致和消极思想产生共鸣。
明代胡应麟称王维五绝“却入禅宗”，又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便是一个明证。雪景 传为王维作，王维其他题材的作品，如送别、纪行之类的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佳句，如“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陇头吟》、《老将行》则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观猎》生动地描写了打猎时的情景。《夷门歌》
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现侠少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这些作品一般认为是王维早期所作。
还有一些诗歌，如贬官济州时所作《济上四贤咏》以及《寓言》、《不遇咏》和后期所作《偶然作》六首之五《赵女弹箜篌》，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才士坎坷不遇的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某些阴暗面。
《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竹里馆》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还有抒写妇女痛苦的《息夫人》、《班婕妤》等，悲惋深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一些赠送亲友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如《送别》“山中相送罢”、《临高台送黎拾遗》、《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杂诗》“君自故乡来”等，千百年来传诵人口;《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在当时即播为乐曲，广为传唱。这些小诗都是五言或七言绝句，感情真挚，语言明朗自然，不用雕饰，具有淳朴深厚之美，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比美，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以今中国地域为主的元朝帝国，其版图面积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一，有2100多万平方公里，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蒙古人开创的中国一级行政区行省的建制被沿用至今；蒙古人使中国政治势力真正进入西藏，并使西藏首次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人一举消灭大理政权，置云南行省，结束了南北朝以来云南地区近千年割据于中央政权的局面。元朝帝国开疆拓土所创造的辉煌，令世界羡慕，令现代中国人引以自豪。
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创建的元朝帝国，经过70多年短暂的演变，很快便进入了它的衰亡时期。但是，它短暂的辉煌，却让我们目睹了马背民族带来的锋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帝国最为辽阔的疆域，让我们记住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版图。
版图面积：约21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总数仅6000余万，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全国有纳赋户1386万，人口5951万。实际户口约有1700万户，8500万人。
军事：元朝对于军队数量的控制相对比较严格，这和蒙古人以骑兵为主，机动力强以及种族分化制度有关，所以这个时期的军队数量约50万。
经济：元初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20亿美元。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法律学说侧重讲求“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综合治世，董仲舒在孟，苟的基础上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学说，并对儒家思想改造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加强专制，使其成为了正统思想和法律思想。后世儒学随社会发展不断改进，一直统治中国千余年，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在各方面均有体现。正视这种影响对了解我国法律思想发展脉络和当今法制发展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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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诚然，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其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以及它对法治精神的极大破坏。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和对诉讼的惧怕。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人们往往崇尚礼节，鄙视法律，尤其是诉讼。而畏官，畏法也常常使人们不敢为自身权利诉诸法律。其次，它是导致中国封建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儒家的影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法附于，而民事法律关系由礼来调整，一旦触犯了礼就科以刑罚。
儒家学说不论其精华还是弊端都对中国封建法律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对其加以，将其利用到现代法律的构架中，使其再次章显作用。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诗人简介】
王昌龄 (698— 756)，字少伯，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交厚。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安史乱起，为刺史闾丘所杀。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誉(亦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说法)。
【人物生平】
王昌龄家境比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官汜水尉校书郎)，后贬龙标尉，世称“王龙标”。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孟浩然由于吃了些许海鲜而痈疽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还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与孟浩然、李白这样当时第一流的诗人相见，对王昌龄来说，自是一大乐事，可惜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与李白相见，又都在贬途。当时李白正流放夜郎。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郊游，也都有留诗。
王昌龄作为一代诗杰，流传下来的资料却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被贬岭南外，还曾遭过贬，具体时间和原因也不太清楚,有人认为在天宝六载秋。《詹才子传》说他“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被贬为龙标尉。但后来连龙标尉这样一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迂回至亳州，竟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唐才子传》载：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渐沮。”一向同情诗人的张镐终替王昌龄报了仇。
王昌龄是盛唐诗坛一著名诗人，当时即名重一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昌龄”。因为诗名早著，所以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上文谈到与李白、孟浩然的交游外，还同高适、綦毋潜、李颀、岑参、王之涣、王维、储光羲、常建等都有交谊。他因数次被贬，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也曾来往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东南地区，并曾远赴西北边地，甚至可能去过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因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游，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
世称为七绝圣手。如《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格调哀怨，意境超群，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文笔细腻生动，清新优美。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沈德潜《唐诗别裁》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闾丘晓因忌才而杀害了王昌龄，是对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破坏。王昌龄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边塞诗流传千古。
【评价】
王昌龄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殷璠《河岳英灵集》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誉其诗为“中兴高作”，选入的数量也为全集之冠。这些都可见他在诗坛上的地位。王昌龄的诗以三类题材居多，即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 《全唐诗》对昌龄诗的评价是“绪密而思清”，他的七绝诗尤为出色，甚至可与李白媲美，故被冠之以“七绝圣手”的名号。尤其是他的边塞诗，流畅通脱，高昂向上，深受后人推崇。
王昌龄的边塞诗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另外还深深蕴含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诗人宽大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王昌龄在写作方式上擅长以景喻情，情景交融。这本是边塞诗所最常用的结构，但是诗人运用最简练的技巧，于这情境之外又扩大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最平实无华的主题之中凝练出贯穿于时间与空间中永恒的思考;最具代表的是《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
边塞诗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就相当丰富了(如《小雅出车》《六月》等)。唐朝的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就其数量就有近2000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以高适、岑参与王昌龄为主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边塞之作，表现了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抒发了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还描写了西北边疆奇异壮丽的景色。同时也反映了征夫思妇的幽怨和战士的艰苦，各民族之间、将军和士卒之间的矛盾。边塞诗反映了这个时代中有关战争各方面的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杰出的诗篇。
【成就】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所作之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尤其是将七绝推向高峰,故人称“七绝圣手”。其诗歌体裁很大一部分是易于入乐的七言绝句。内容基本上选用乐府旧题来抒写战士爱国立功和思念家乡的心情。他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想象力。其诗歌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婉转和谐，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他的许多描写边塞生活的七绝被推为边塞名作，《出塞》一诗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由于王昌龄的诗歌最专于七绝，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人称其为“七绝圣手”。
【人物评价】
明学者、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胡应麟：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词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作。
清诗文学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七绝第一，其王龙标乎?右丞以淡而至浓，龙标以浓而至淡，皆圣手也。
晚唐诗论家司空图：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江宁，宏思于李杜。
明诗论家吴乔《围炉诗话》：王昌龄五古，或幽秀，或豪迈，或惨恻，或旷达，或刚正，或飘逸，不可物色。
【个人作品】
王昌龄一生创作将近200首诗作，留下来的有181首。在他为数不多的诗作中，送别诗有五十二首，占了四分之一左右。七绝七十四首占盛唐的绝句的六分之一。有《王昌龄集》留世，集六卷，今编诗四卷。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中国的朝代是一种记录历史时期划分的方式，以古代封建王朝的建立为基础，以王朝的建立或取代上一王朝为一个时期的起点，到这一王朝灭亡为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中国古代朝代的顺序，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朝代的顺序
皇帝——尧、舜、禹——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春秋战国界限：韩赵魏三家分晋)——秦朝——西汉——王莽新朝——东汉——三国(魏、蜀、吴)——西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北魏分裂东魏、西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国(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北宋——南宋——元——明——清
朝代顺口溜
夏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
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
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完
中国古代朝代的分类
朝代大致这么几个来源：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所或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等等，总而言之寓意吉祥。
一、以部落名为国名：以族名为国名在中国上比较常见。夏朝、商朝、周朝都是以部落为名的。
二、以地名为国名：在周朝时的诸侯国最常见，比如陈、蔡等即是地名又是国号。
三、以姓为国号：战国初期的赵、魏、韩这三国就是典型的以姓为国号。
四、以原封号为国号：开国皇帝在未登基前，有过封号后来就以封号为国号。比如：曹丕在称帝前世袭魏王，当皇帝后就以魏为国号。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刘邦受封汉中王，司马炎受封晋王，杨坚袭父爵隨国公，李渊袭父爵唐国公、后又受封唐王等。南朝的刘宋、萧齐、萧梁、南陈更是齐刷刷保持这样的规律，刘宋武帝即位前为宋王、萧齐武帝即位前为齐王、萧梁武帝即位前为梁王、南陈武帝即位前为陈王;夏，五代时期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李彝殷)被北宋封为夏王，后来李继迁叛宋，又被辽封为夏王，故国号为夏，史称“西夏”;其实封号也是地名，指被封的地方。再举几个例子，让楼塌一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建立北魏王朝前，自称代王。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建立后唐王朝前，封号晋王。后晋高祖石敬瑭在建立后晋王朝前，封号赵国公。
五、从文化角度确定的国名：国号都寄托了某种愿望。比如：元朝，就是取自《周易》中的一句话“大哉乾元”。元为首，为刚。而“大明”在《易经》中，表示光明周而复始，成就天地四方，在《诗经》中是歌颂周文王的功业。清又是五行属水，水克火，明属火。是从五德文化角度上确定的。
六、继承(山寨)历史上同姓或同族人的国名：唐朝时，武则天因为出身本不显，加上唐人认为，唐以前的盛世只有周朝和汉朝，而周又比汉更为称赞。为了表明自己其实出身显赫，武自认是周平王的少子姬武的第40代子孙，改唐为周，史称“武周”。五代时的代北沙陀族人李存勖以忠于唐朝自居，故灭梁后以唐为号，史称“后唐”;郭威自称为周朝虢叔后裔，故国号为周，史称“后周”;又以郭威之姓，别称“郭周”， 或以柴荣之姓称“柴周”。清朝在前期叫金，就是继承女真族完颜部建立的金，史称“后金”;刘姓皇帝除了刘裕甭管跟刘邦有无血统关系就喜欢继承汉朝的国号。这些无非是显示皇族的历史悠久和血统高贵。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模仿周杰伦《菊花台》)
你的课堂，历史中流淌;夏商的事悠悠，开来继往。
周朝太长，一分成了双;春秋在竹简上，战国忙打仗。
秦灭六国，长城曾辉煌;就因为那暴政，二世而亡。
汉在远方，西元前后伤;随风飘散，新的模样。(新：王莽新朝)
三国残，两晋殇，胡人模样已泛黄;北方人断肠，天苍苍，野茫茫。
吴晋偏，宋齐梁，陈的江山被剪断;六朝胭脂粉，在何处成双。
隋朝太短，唐落了灿烂，凋谢的`丝道上，五代不堪。
宋朝渡江，南北拆两半，怕辽金上了岸，江山在摇晃。
元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明朝的戎装，呼啸沧桑。
清军入关，天朝轻声叹;一声巨响，如此难堪。
历史书，满是殇，你的容颜已泛黄;读书人断肠，伤心事，静静淌。
北风乱，夜未央，二十五史剪不断;徒留我孤单，落下泪两行。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天灰蒙蒙的，还伴随着一点小雨，举着雨伞穿过虽然潮湿而又拥挤的大街，这一切的天气是人的心情有点郁闷
嗯？檀木？檀木散出来的香味淡淡的，有点让我感到反胃，头更加的晕眩，陌生的地方让我有点警觉。眼睛有点儿花，但看清楚人影还是不成问题的。眼前的白发老翁面带微笑，却不易觉察到他的笑里含有的不适和蔼，而是沧桑，他的事迹应该很有趣吧。
既然醒了，又何必你这眼打量我呢。一个老者的话说出来竟是那么的有威胁性，不禁让人寒颤一会儿。
敢问老者何人？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平时的电视剧也不是白看的。
无名无姓，自惯游览天下，世间无奇不有，你，不是这的人吧。说到这，老者停顿了会儿，打量了我穿在身上的衣服，现代装，露胳膊，大腿的，看起来还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家教的姑娘呢。
嗯故作低头，不去看老者的脸，总觉得只要他看到我的眼睛就能发现什么秘密似的，还是我自己心虚？！应该不会吧但是们也说不定吧
怕我发现什么吗？呵呵右手顺手的摸了下已是斑白的胡子，一语道破了自己的心中所想。可自己偏偏有着一股倔强，猛地抬起头，撞上他那些许笑意的眼睛，忽然有种错觉：似曾相识。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通过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初步学习，我慢慢的了解了一人生观，价值观。
知道了这些东西对我们大学生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以后人生的发展和个人素质修养都有积极作用。
因此，我收益匪浅。
大学生时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肩负着人民的托付、历史的责任。
所以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自我道德修养。
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它决定着人们实践活动的目标、人生道路的方向和对人生的态度
由于人们在现实色会关系中的地位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不同，生活经历、人生境遇、认识水平不同，人们对人生的看法也不同。
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利益关系调整和各种文化思潮碰撞激荡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深刻影响的社会条件下，人生观领域呈现出复杂多变、多元多样的状态。
不同的人生观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并赋予人生以不同的意义。
因此，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摒弃错误的人生观，是大学生应该严肃对待的重大人生课题。
什么是价值和价值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是指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
社会、人或某种现象，对社会、阶级、他人有积极意义，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家具有价值。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的看法，是人们头脑中有关价值追求、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等了内容的系统观点。
而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
人生观是有世界观决定的。
其具体表现为苦乐观、荣辱观、生死观等。
人生观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
人生观的形成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受人们世界观的制约。
不同社会或阶级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人生观。
因此，作为一名党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必须将自己的认识和价值判断牢牢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切实把握前进的方向和掌握正确的方法。
更要把握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我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到自己的思想深处，从而真正的认清自己，知道自己以后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才能做好。
◆ 中国各朝代法律思想总结 ◆
南北朝（4—589年）是南朝和北朝的统称。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民族大融合时期，上承东晋十六国下接隋朝，由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建立刘宋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而终。
南朝（420年—589年）有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朝（439年—581年）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南北两方虽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形势，故称为南北朝。
南北朝前期仍是士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士族、齐民编户、依附户及奴婢，对外交流也很兴旺，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中亚、西亚，南到东南亚与南亚。
此时也出现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进一步加速少数民族封建化（汉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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