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平和读后感

**《故乡》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研究者一般将《故乡》作为当年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将关注点集中在闰土身上，通过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对比，鲁迅纵向地展示了社会的历史性，对于农民命运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了深刻的展现和探索。

在传统评论中的基本问题首先存在于对于少年闰土的叙述的评论解释：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摸一把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对于这一段描写的解释，典型地有如下引文：“**追想过去，不是引导人们沉缅过去，而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现实，是残酷地毁掉一切诗和美，制造惨绝人寰的悲剧的。

在苦难生活中煎熬了二十年的闰土，已经失去了少年时候的勇敢、聪明、纯朴、真挚的性格，已经埋葬了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形象。当他再次出现时，就好像他是一尊石像。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即使是最深的悲伤也不能使这些皱纹一动。他用增长了一倍的身材去承担生活的重担，他已经向尊尊卑卑的封建等级制度低下了头。

他向准备搬家进京的老朋友所要的杂物，暗示了他的人生，也暗示了他的信仰：长桌、椅子、抬评、草灰，说明他默默负起愈益沉重的家累，把行将榨干的血汗继续榨到土地上去；香炉、烛台，说明他在血汗人士的同时，希望灵魂**，人世幸福求之不得转而向神鬼世界寻求灵魂的安慰。**采取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少年闰土和饱尝艰辛的中年闰土这两组镜头有机地组接起来，产生了一种连贯、呼应、对比、暗示的综合效果，深刻地显示了这位勤苦农民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震栗的变化，使人惊心动魄地体味到：

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把闰土磨难成一个木偶人了。闰土的形象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出色画像，茹苦含辛，质实勤恳，如大地一般厚重，如大地一般生产食粮，如大地一般任人践踏。他被用作作者出生和成长的家乡的形象。

作者追思往昔、谛视当今，是为了探索未来。他希望下一代‘应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他对此充满了忧虑和疑虑，但作为一名先驱者，他深刻地揭示了人生哲学，教导人们在实地探索未来：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1]尽管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了对于少年闰土的描写是诗化的，“恋乡之情，往往令人把故乡诗化，而故乡的一切诗、一切美，都收在这幅人与自然交融的神异的画面上了。”也还是将这段描写当作与中年闰土的对比来研究，并从中概括出对农民命运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题旨。

其实，我们应该回到文本，**在开头，人物“我”已经说得很明白：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我想记住他的美丽，说他的好话，但没有形象，没有言语。

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 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故乡只是“我”心目中的故乡，也就是我记忆中回忆的故乡。记忆的东西，尤其是在回忆中出现的东西能否当作“真”的东西，我们说不能。从叙事学上讲，有个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底本的东西被叙述时，总是被叙述主体加工的，“我”的童年事情进入述本的微乎其微；从心理学讲，被我们记忆住的东西也总是与情感态度联系在一起的，而回忆更是受到当前的语境的影响，当前语境中主体的处境产生出对于记忆进行筛选的动机与指令，因此，对于一个主体的回忆，重要的不是他讲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要讲，是他所讲的东西对于他的意义，这就是说，回顾性的追述，主要的不是事实的，而是意义的价值的。

**中的“我”已经体认到这一方面的原因。从后面的叙述可知，“我”的回故乡是专为别它而来：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

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随风摇曳，这就是老房子难以避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

……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聚族而居的老屋”在当年也是当地的大家族，曾经风光过，享过自己的尊荣的吧。祖上的事情“我”没有说，但是父亲时的景况是约略提到：

那时，我父亲还活着，我的家庭很好。我只是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

“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那就是说在他父亲时代，同辈的各派各支能承办祭祀的有三十家之多，那确是当地一大家族的了。可是，到“我”这一辈，家族败落，以致他这一支连聚族而聚的老屋也保不住，不得不易姓了，甚至要等卖了老屋的钱去添置家具，所以“我”的别故乡就是要从故乡连根拔去，从此故乡没有这一家了。中国人作后辈的要有出息，有出息的要光宗耀祖，要衣锦还乡，要重修祖坟，因此**中的“我”的实在是愧对先人的不肖子孙，他的回故乡心绪能够好吗？

正因此杨二嫂是那么令他讨厌：

“……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杨二嫂却不知趣，偏偏那壶不开提那壶，难怪引得我讨厌而得到一个两脚圆规的雅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中，研究者运用叙述学进行解读，注意到**中“我”的存在与**的内在情感，这是一个进步，下面的叙述概括了第二个阶段对于《故乡》的最新研究水平：

“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中，…《故乡》…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a）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

**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

（b）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象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还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圆圈）。

[12]

这段论述中有（a、）、（b）两点尚有讨论余地。

（a）讲“我”是受到挤压而逃异地寻求别样的出路的。这一对于**文本的概括显然脱离了文本自身的描写，评论者显然引用了《〈呐喊〉自序》中的语言和其它鲁迅的自传材料，但是叙述人“我”并不就是鲁迅，这是叙述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我们不划清这个界限，将使评论变成儿戏：哪些**中的“我”是鲁迅，哪些不是呢？

（b）寻故乡与别故乡的模式问题。这种模式在鲁迅身上是存在的，在本文中也存在着故乡的问题，但这里的故乡是具体的，没有具体的情节，我们就不能任意地进行哲学和思想上的概括。《故乡》里的故乡其实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大自然的故乡，一个是我的故乡——它具体是一个大家庭的过去和现在，第三个是社会的故乡，具体是杨二嫂和闰土。

在二十世纪的作家的**中表现出浓厚传统情感的作品并不少，而这些作品往往也正是最能拨动当代中国读者的心弦的。比如巴金的《憩园》中“我”关于“园”的叙事。**中叙述了三个家庭的园的故事：

“我”的已经失掉的园，杨家小孩对于失掉的园的叙述，正在上演的姚国栋家的园的故事。

自然的故乡构成了“我”叙述的背景与基调，在这个背景上，“我”的家族的过去与现在及“我”因此而生的感触（“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构成“我”的叙述的一个伤感的调子，在这个伤感的调子下，闰土的今昔之变（闰土的昔日的小英雄与今天的“辛苦麻木而生活”）、杨二嫂的今昔之变（昔日的豆腐西施与今天的两脚圆规，“辛苦恣睢”的生活）与“我”的家族故事构成复调，而最后归结到对于故乡的别离的感伤（“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这里的“老屋”不是时间久远之屋，而是祖上遗留之老屋），不过，叙述人并没有沉缅在对于往昔的伤感中，而是在最后有所升华，由对于自己家族兴衰的伤感升华到对于童年朋友人生的感慨，升华到对人与人关系的感慨，升华到对于所有人生的感慨与对于未来的美好的希望、祝福、勉励：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我想：我已经和闰土隔绝到了这种程度，但我们的后代还是一样的。宏儿不是错过了水吗。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

他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一些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东西。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当飞跃地球想要香炉和烛台时，我暗自嘲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从不忘记。现在我所谓的希望不是我亲手做的偶像？

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结尾，**的字符会低得多。传统的决裂？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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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脊梁

“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句话是我初中时对鲁迅最大认知，其实不然，这只是国人所必须掌握的文学常识。在深读鲁迅之后，才知道原来在这之下隐藏了一个民族魂，或者说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脊梁。

从前，我将鲁迅的文章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读不懂的，每句话都能用语言讲出来，却无法懂得这句话摆在这里的意义，就像买椟还珠的郑人一样不识文章之主旨；第二类则是读来感动的，这里的感动是指受了文章情感上的攻势，如同酩酊大醉，有共鸣却不解其味。而如今，我想鲁迅的文章也不过简单的一类，都是十分关注中国现实问题，本意便是以否定思维和批判精神来改造国人，改造中国社会。

对于如何读懂鲁迅这个问题，应该没有捷径，而所有的路都大相径庭，需要读者在自由阅读的基础上加上对时代背景与作者心理的把握。

正如我们熟悉的鲁的短篇小说《故乡》，它是在1919年12月回故乡绍兴接母亲到北平后，目睹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凄苦而作。可想而知，鲁迅其人是一个天生极其富有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是能在生活中关注实际并勇敢发声的斗士。“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在反映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历史之后，又给予人鼓舞与信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为了追求新生活而去奋斗和实践。想来读者在了解鲁迅那种因无力而生的“偏激”和联系当时的现实，定能原谅鲁迅的“刻毒”和对政治霸权的仇恨成性。

又如鲁的杂文《杂忆》，其话语越是久远也越是犀利。这里截取一段（以便防止流于片面）：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这篇文章写于鲁迅的中年时期，面对民国的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他还以猛烈的抨击。鲁在成年后对“复仇”这件事有了理性的认识，即 “自己裁判，自己执行”。他用锋利言辞揭示此类卑怯之人的真面目，以抱不平，以感国民，鲁迅的人格与思想也由此体现。他一腔孤勇而永不妥协，而这最能唤醒国民；他暴露历史现象，批判苍白的现实，“发出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鲁迅其人，不但中国唯一，且世界罕有。我想：对于鲁迅，没有最好的解读和评析，唯有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已然宣示，他，鲁迅，要做“中国的脊梁”。而这在如今也是有借鉴的地方的，像我这样的青年不就应以此立志，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责任，成为中国的脊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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