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精选18篇）_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一，以身体的生成观来**历史的行程，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切入点**历史的变迁，以对于身体关怀来看待历史，会对历史做出不同以往的评价；

二，一些过去视为无关的史事，通过对于身体的考察，可以警醒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关联；

三，可以更好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身体的生成过程，同时也可以据此改造自己的身体。

在这三点研究身体史的意义中，我最为赞同的是第三点。因为在我看来，以往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评价历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于“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关注。例如，经济史家在研究某些经济行为对于历史与社会的作用时，往往只是说明这些因素对于经济是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却往往忽视了经济数字背后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的生活：

他们因此过得是好是坏？是更加舒适还是更加悲惨？因此，当我们自诩学习研究“人文科学”的同时，其实往往并没有怀着人文情怀。

而忽略了这种对于“人”的关怀，有时又会使我们的研究无法看到其中原本显而易见的关联。例如当我们在一次次研究组织制度时，其中矛盾的地方往往使得我们惊异，但当我们从“人”这一行为主体出发时，我们则可明白其中的缘由。（后面将有具体论述）

通过阅读**教授量表这本书，我有以下的身体分析经验。我将身体所受到的因素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因素：政治制度、法律、民族思想、教育、军事

2。社会/群体因素：传统道德、经济、公共卫生、家庭、计量单位、**

三。个人因素：主观意识、他人、生物因素

这三个方面对身体都有自己的要求，但有时会相互重叠。举例说来，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两者对于身体的规训有着基本相同的目的：“对身体进行有效的统整和管理”，以达到所要求的秩序。

因此，两者都要求身体对自身有内在的约束，以及符合上述目的的外在表现。可以说，他们俩都以一种无恐惧的心理对待身体。它们按照既定的目标成长。

但两者对于身体的规训也存在着矛盾。国家一直在利用其强大的政治手段试图将其机构置于国家的控之之下。与国家一样，社会也会利用其资源，想方设法将身体置于其控制之下。

例如，近代中国将裹小脚与国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开展反缠足运动。而社会为了稳定，强调对于传统的继承，则不会要求身体的颠覆性改变，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对于裹小脚的坚持就可以看出社会对于国家的反抗。

另外，因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而又“弥散”，所以有时很难界定某些因素应该属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例如传媒，当它作为国家的政治喉舌时，显然应该算是国家层面的因素，国家层面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和国家的初衷背道而驰，例如教育。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则在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人”是矛盾而又统一的，他既属于国家，又属于社会。

所以有时候他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有时候是社会。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在作为行为主体的“人”那里，往往却又不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和社会的划分有时是混乱和复杂的。

但当我将焦点放在观察这些因素如何运作时，我就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将这种分类方法更加明晰的企图。

而作为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相比力量稍显薄弱的个人层面，身体往往显得比较被动：尽管我们看似对于身体有着绝对的领导地位，但我们下达的“指令”其实往往是受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但当我们的意识惊醒到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影响时，个人对于自身身体的影响程度往往得到加深，变成为真正的主导地位。

因此，在身体的形成过程中，我认为身体的生成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对身体生成的无意识阶段，后一阶段为自我意识对于身体建构的觉醒阶段。

无意识阶段中，外界各种因素对身体的构建起主导作用，而自我意识觉醒后，我们自身便会开始对于自己身体生成过程进行反思，开始主导自己的身体。同时，他们抵制许多影响身体的因素，如女权主义者的运动。因此我们强调自己的反思。

反思，让我们了解自己身体生成的过程，这是为了了解自己，也是为了更好地改造身体。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对自身身体的认知都能够达到我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即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并且在我看来绝大部分人对于自身身体收到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的影响并不自觉，仍还处于无意识阶段。

自我觉醒的阶段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这往往减弱了二者对于身体的规训，使得身体脱离了它们的控制，在国家和社会看来，就是不利于统治与稳定秩序。因为它们往往是“以一种戒慎的畏惧的心理在对待身体的存在”。或许身体的自我觉醒真的不利于稳定秩序，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抑制这一阶段的借口，因为当我们站在人文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时，我们往往会鼓励身体的“自我觉醒”，相信这也是**鳞教授写作本书的初衷。

当然这一阶段是好是坏，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判断的话题，但是作为个人，毕竟不希望自身置于他人/它物掌控之下。

以上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身体构造的方式和维度，希望能帮助我们思考身体生成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必然存在缺陷——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因此大可不必拘泥于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思考，要反思，要观察身体改变的历史过程，研究其中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之间是如何作用的：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反思如果更好地改造身体。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一）地位及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近现代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总结，又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背景。它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并为二十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课程标准的要求是：讲述萨拉热窝事件的主要过程，认识突发事件对人类和平的威胁；以凡尔登战役为例，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

根据新课标我设置了以下的三维教学目标。

1、简述萨拉热窝事件，提高学生概述历史事件的能力，认识突发事件对人类和平的威胁。

2、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交战双方、性质、结果及以及凡尔登战役的残酷性，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

3、通过评价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培养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多角度地观察和认识历史现象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1、通过构建本课知识树，探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过程、战争的性质、后果和深远的影响。

2、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增强以史为鉴的意识。

3、通过图片欣赏，观看影片，焦点关注，时事报道等活动对战争的灾难性进行情境体验，从而激发学生对战争的憎恶、对和平的热爱。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引导学生对普林西普的刺杀行为进行评价，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各民族反抗侵略与瓜分斗争的正义性同暗杀等恐怖活动的区别，从而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以暗杀等恐怖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突发事件，以维护世界和平。

2、通过对凡尔登战役的残酷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后果的学习，使学生牢固树立起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意识。

教学难点：

正确评价普林西普的刺杀行为；大战的性质及大战结束的原因。

年龄特点：思维敏捷、积极性强、好奇心重，关心国内国际局势。

具备初步阅读、理解和归纳历史材料的能力和简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看待事物基本上能辨别是非，但不够全面;在挖掘历史的现实意义方面尚有欠缺。

（一）学法：

通过6W法、阅读分析法、情境体验法、归纳构建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通过学案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和材料教学法，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以下五个环节引导学生学习本课内容。

通过现代战争的图片展示，导出发生于1914-19燃遍全球战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形象的视觉效果，引起学生对本课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主动参与课堂的热情。

用6W法（原因why、时间when、人物who、地点where、经过what、性质结果影响how）自学“一战”的基本概况。

设置了“时事报道”环节:

小组合作后，学生派代表以记者身份对萨拉热窝事件的主要过程进行报道，增强故事性，让学生明白萨拉热窝事件是大战的导火线，认识突发事件对人类和平的威胁。

此外，还设置了“合作探究”环节：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图表材料得出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让学生对两大军事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形成过程有直观、感性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明确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斗争的实质是争夺霸权和殖民地。

教师引导学生从刺杀目的、手段性质、刺杀结果三方面来评价。指导学生在评论历史事件时，注意运用史实分析和说明问题，坚持“论从史出”、“一分为二”的方法，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通过这种途径，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各民族反抗侵略与瓜分斗争的正义性同暗杀等恐怖活动的区别，从而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以暗杀等恐怖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突发事件，以维护世界和平。

指导学生从各个国家的角度归纳概括得出答案，培养学生严谨的思维能力。并从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分析，培养学生辩证的思维能力。

引导学生从“一战”爆发的原因，参战国的性质和目的以及战争后果等方面出发，分析得出它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从而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通过指导学生阅读材料，引导学生分析得出，战争的深远影响是给交战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给世界造成巨大损失。这场战争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同时它也改变了国际格局。

通过观看《凡尔登战役》视频，让学生感悟战争的残酷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让学生树立和平的意识，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我通过以上途径来突破本课重难点。

让学生自己用知识树归纳本课知识点，建构本课的知识框架。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让学生根据学科特点主动获取信息，提炼知识，建构知识体系，形成规律性认识，掌握学习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教师进行学法指导，用“一二三四”总结本课。

最后，本课的教学设计适应现代课程观要求，发挥历史的现实性功能，拉近历史与现实、与学生的距离，为使学生成为具有时代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奠定基础，真正实现历史学科的课程价值。

1、课堂上留给学生思考问题、解读问题的时间不是太充足，必将影响到学生的思考效果。

2、讨论的重点还可更多地放在结合实际方面。如现在的美国对伊拉克、利比亚的战争，“斩首”行动等，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恐怖行为？个人所进行的和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活动性质一样吗？对现在美国的行为如何评价？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长春南广场历史文化街区的区位，在长春火车站东南方约700米处，胜利大街的中段。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南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内拥有较为丰富的近代建筑，建筑材料种类丰富多样，建筑饰面砖的形式和色彩也十分丰富，街区内整体形成了很有特色的空间形态。本文选取街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针对材质和色彩进行了实地的调研，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总结建筑外立面的材质和色彩特征，指出对建筑立面材质和色彩保护的价值，分析历史建筑材质与色彩被破坏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建议。

通过对街区的实地调研，发现该地段内现存建筑多以红砖或钢筋混凝土建造，建筑外观丰富。建筑立面的材质主要为清水混凝土、红砖、传统瓷砖以及瓷砖与混凝土相结合四种。瓷砖的使用，给地块内的建筑增加了丰富的人文细节，而转角的处理，则多把瓷砖直接加工成转角的形式，这种做法也使得转角处肌理更为精致。清水混凝土饰面多辅以刻线对墙面进行划分，给厚重的建筑增加了轻盈感。

由于街区内建筑材质多为清水混凝土和红砖，所以街区整体色调以灰色系和红色系为主为主，外加多种色彩的瓷砖点缀。建筑饰面瓷砖的色彩较为丰富，与周边街区整体环境统一。主要以蓝色、红褐色、米黄色为主。这些丰富的色彩增加人们对建筑的识别性，利于塑造和提升建筑性格及街区整体的空间氛围。

南广场历史文化街区丰富的近代建筑和特有空间氛围是城市特色所在。保护它们不仅因为历史建筑本身的内在价值，还在于它们对改善街区外部空间环境景观质量和环境色彩上有重要作用。它们增添了城市的历史和人文环境。

城市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历史的陈述者，更是一个城市的个性和魅力所在，会成为这座城市文化旅游的热点之一，这不仅加强了人们对文物、古建筑本身的关注和研究，也能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

南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和街区内的近代建筑具有独特的品质，这些富有艺术性的近代建筑物和场所，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展现了城市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氛围，而孤立于城市建筑群中的文物建筑或风貌建筑无法表达出这些信息。

南广场区域内的优秀近代建筑之前并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很多建筑都出现无人照看的情况，导致大量精美的近代建筑无任何保护措施。经过半个多世纪自然环境的侵蚀，使得建筑立面老化，建筑材料受损，饰面材料脱落等，材料的质感和色彩都失去了原有感染力。

长春市针对重要的历史建筑等出台过一系列保护和管理条例，以加大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和维护力度，但对建筑立面的材质与色彩方面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指导依然缺乏。因此对历史建筑立面材质与色彩的相关保护规划和指导的制定是必要且紧迫的。

人们对历史建筑立面材质与色彩认识的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积极宣传对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建筑立面材质与色彩对外部空间氛围的重要影响，让人们正视保护态度，认识到其重要性并积极的参与其中十分必要。

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这些近代建筑的再利用和更新是无可避免的，因此需对历史建筑进行分层分类的保护，按照分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和复原；历史风貌保存相对完好的建筑，则可在容许的范围内，对其进行适当更新和再利用；而对于建筑风貌与街区整体氛围不协调的建筑则予以改建。

对建筑立面材质与色彩的保护不应局限于单个的建筑，而应对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格局的保护与控制。对于整改或后期更新的建筑立面材质及色彩除满足相应原则外，应做到与街区的整体肌理保持一致。对于阻碍立面历史信息表达的广告牌，应予拆除或进行色彩风格及位置等的统一设计规划。

对建筑立面破坏严重的部分进行修缮时，为满足真实性原则，应该采用传统的工艺手法，运用与原立面相同的材料对其进行修复，以保证历史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而破损不严重的建筑饰面则可以让其保持现状，更能展现建筑的年代感和沧桑感。

长春南广场历史文化街区是这座城市特有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近代历史建筑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受到了人们的忽视和破坏。而街区内朴素淡雅的近代建筑立面所形成的外部街区特有氛围，也在这些冲击下渐渐失去了感染力。因此，对于长春南广场历史文化街区近代建筑立面材质与色彩的研究和保护具有积极意义。只有不忽视任何一个层面的工作，把各层面更新保护工作结合开展,才可能实现城市肌理的延续和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与保护的立体化。

金春燕,赵要伟,翟剑辉.历史文化街区之“街道美学”初探——以长春市南广场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转型与重构_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11：7966—7976.

王潇.广西近代历史建筑色彩特征及其延续性研究.湖南大学,.

黄媛.透过立面材质谈保护——汉口原租界区近代建筑立面材质保护研究.华中建筑,,(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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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专门研究写哲学通史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史家，陈来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从八十年代至今，随着《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古代宗教与伦理》、《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陈来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几乎完成了中国哲学通史的工作。

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以通史写作为开端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采取的都是中国哲学通史的形态。这虽然出于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但毕竟略嫌仓促：在相关断代及重要哲学家的专深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已经将通史完成了。通贯的眼光与专深的研究无疑有互补之功，但两者显然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一直以来，陈来的研究主要采取的都是专题研究的方式，其成果或成专著，或为论文，而累年所积，已具通贯的中国哲学史的格局。

当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陈来已出版的著作中，尚有几处显见的空白：于儒学，则缺少有关荀子的专门研究；于哲学，则尚欠魏晋玄学的深入阐述。这对于理解陈来的中国哲学视野，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出版，适时地弥补了这个缺失。

本集中所收八十年代发表的四篇文章，是陈来关于道家和名家的论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论王弼和郭象的两篇。盖以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像陈来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大家，即使不为专门之学，亦应有根本之定见。而这两篇文章，正充分展现出了陈来对于魏晋玄学的深刻理解。

限于篇幅，这里仅对《郭象哲学及其在魏晋玄学中的地位》一文，稍做疏释，以期读者能领略其中的高明见解。

《郭象》一文入手处，先辨向、郭二家《庄子注》。但陈来没有就此纠缠于细节的考证问题，而是指出：对于我们研究哲学史来说，如果他们的思想一致，那么在注本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仍然无碍研究。哲学史既然关注的是精神的历史展开，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将重点放在这一时期的某一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及其与时代问题的关联。至于作者是谁，如果无关对该体系的把握，那就不构成真正的障碍。仅此一点，已经可以看出陈来对于哲学与时代关系的领会。

文章接下来阐发郭象的哲学。郭象强调无则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所以，万有皆块然而自生。对于这一万有自生的论断，陈来独发妙解：所谓无不能生有，在郭象并未排除有仍然可能从无产生。由这一阐释出发，他指出，郭象的这一论断旨在破除始因。对于郭象的另一重要概念独化，则是就破除万有之间的相因（也即因果的关联）而发的。万有之间既无因果的关联，也就没有了必然的联系。所以，即使是罔两和影之间，也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重合，它们的存在都是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而独化的。但是，形影、唇齿这样看起来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哲学上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郭象的回答是：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相无也。

强调万有的自生和独化，也就突显出了事物的自然。自然在郭象那里的第一个突出含义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但郭象的不可知论与庄子的不可知论有明显不同：相对庄子来说，郭象的不可知论可以说是以肯定为出发点和内容的不可知论。也与古代和近代以认识论为出发点的不可知论不同，它是从研究本体论问题出发的。

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不得不然，也就是陈来文中所说的抽象的必然性。这样的自然观念，又引出了郭象哲学中的理这一概念。理在郭象那里，有三种含义：其一，理指必然；其二，理指规律；其三，理指社会伦理。而先秦以降，着重讲理的首推郭象。这样的范畴使用，与后来的宋明理学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陈来在此引用了《齐物论注》中的话：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并明确指出：宋儒天理从《乐记》来，不是来自郭象，但这两句话的确可以说是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又不得不然的自然，构成了万有的性分。而所谓性分，就是命的具体化。既然人不可能超越性分的限制，就应当安分守己。臣妾之才只要安于臣妾之职，也就是逍遥。这样一来，人民只能老老实实地甘任牛马。郭象的哲学完全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牧师哲学。《郭象》一文发表于一九八四年，行文中明显有那个时代的印迹。但这并不影响陈来根本洞见的深刻。道家的自然，并不总是超脱的，其中完全可以推演出彻底断绝阶层流动性的思想。郭象哲学虽不同于老、庄，但确实是老、庄哲学的一种可能的发展。由郭象的自然，反观老、庄的自然，再将其与孔子的学相对照，则于孔子由学字开出的社会公平之新局，可以思过半矣。

文章最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阐述了魏晋玄学的发展：从三国到西晋，是世族统治的建立过程。世族统治建立之后，需要更全面地考虑维持社会统治。王弼之说，站在统一的西晋王朝统治者立场看，不能解决黄巾起义暴露出来的人民反抗问题；裴之说，要求加强礼法，选贤举善，有利于庶族地主，也不适合世族统治的要求。然后出现了郭象的安命哲学，不再崇尚虚无，而是为君道、臣道、民道描绘了一幅各安其分各足其性的安于现状的图画，适合于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因此大畅玄风，广为流行。这种行文风格和论述角度，是今天的读者普遍排斥的。但仅仅因为政治和流行话语的变迁，便将某类分析思路彻底抛弃，与因一时的政治和流行话语而盲目追随某种研究方式、修辞习惯，其实是同样错误的。陈来的此类分析，显然不是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套用，而是基于此前的历史研究成果，对魏晋玄学的历史和逻辑的展开过程的独到理解。这些见解，即使今天读来，仍会有重要的启发。

平心而论，仅本集中的《郭象》一文，已足以在魏晋玄学研究的诸理路中自立为一家之言。惜乎此文为他儒学研究的光彩所掩，未能引起学人的广泛关注。

　　二、哲学的超历史性

因为本书的书名取自陈来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所写书评的题目，所以，读者自然会对这篇书评有格外的关注。事实上，这篇书评，更多是对余著中种种新见的客观介绍，目的是促进相关的研究和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对于余英时书中提出的具体观点，并没有多少直接的评价。当然，整体说来，陈来对余著的价值是有充分肯定的：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这一评价看，他对此书的定位是历史研究，而非哲学或哲学史研究。

即使是在介绍余英时观点的时候，陈来也对将哲学家的思考完全还原到时代的社会政治关切的取径，有所提醒。文中有专门一节介绍余英时对道学文献的政治解读，但在此节结尾处，陈来强调：难得的是，作者虽然在政治解读方面多有发明，但并非以此为唯一正确的取径。

余英时对道学文献做政治解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他对朱子《皇极辨》的政治指向的揭示。他认为，皇极代表淳熙中和绍熙初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路线，有其明确的政治意义。朱子的皇极说是他对当时政治路线的直接批判。在余英时看来，朱子之所以不认同依传统训诂将皇极释为大中，是因为这样的解释等于承认君主对臣下的进退有自由操纵之权。而只有将之解为王者一身为万民的标准，才能将皇极转为对人君修身以立政的要求。对于余英时的这一创见，陈来在这篇书评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揭示出这一点，对于重新理解理学的皇极之辨大有裨益。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这篇书评发表于二○○三年。十年后发表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对余英时有关《皇极辨》的政治解读，做了全面的回应。在文章的开头，陈来就指出：按照朱熹从理学诠释体系出发的理解，皇极之皇指王者而言，所以有关皇极的讨论，在朱熹确实是涉及政治文化范畴的问题。不过，这只是一面，在另外一面，朱子在和他的学生朋友之间讨论皇极的时候，更多的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和朱熹经典解释中常常遇到的其他问题一样，从学术和思想上来加以讨论。因为，经典文本中任何一个观念，本身都具有其独立的经典解释意义，对于朱子来说，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对朱子的《皇极辨》的成篇过程及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做了详尽的梳理后，陈来再一次强调：作为儒家经典解释的大师，朱熹的皇极讨论，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言，只是要消解当时某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很显然，这篇关于《皇极辨》的论文是对余英时的政治解读在根本方向上的拨转。当然，此文并不只是对余英时的回应，也是对思想史研究的某种流行倾向的校正。

当然，陈来纠偏的努力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收入本集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元明理学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可以视为此种努力的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文章的副标题重回哲学史诠释，则标明了这一校正的方向。《去实体化转向》一文，首先指出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倾向根源于朱子哲学的内在矛盾，而这一内在矛盾早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一书中就已讲明：从哲学上说，在理气同异的问题上，有些理论上的矛盾朱子并未解决，其中主要是气质蒙蔽说与气异理异说的矛盾。具体说来，如果将理作为气之中的一种实体存在，那么，自然会导出人性论上的性即理和气质蒙蔽说，从而将人的善恶之别归结为气质对天理的遮蔽；而如果强调气异理异说，就会导致将理视为气的属性和条理，而不再是气的本体或气当中的实体。文章进而梳理了从吴澄、罗钦顺到王夫之在哲学上去实体化的努力，揭示出这种理论倾向是理学内在逻辑的开展。文章结尾处的一段话，有必要在此专门引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这种变化了的理气观对于儒学的本体和工夫本身造成了何种影响和后果，明代的理学家们自己似乎无所意识。我们所能看清的是，造成和推动这种转向的原因，与其说反映了明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倒不如说是元明以来思想家们的哲学的知性探究本身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决定的作用。特别是，在这里并没有价值的、工夫的原因在发生作用，哲学思维逻辑在很大程度掩盖并忽略了儒家思想的体系要求。这说明，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中，哲学思维并不总是从属性，而可能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哲学思维的变化会引起其儒学其他部分发生相应的变化。

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不仅有超历史的一面，有时甚至是超学派的。试图通过在思想和社会之间建立种种相像式的关联，从而将哲学家的思考都还原到他的历史世界，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是显见的。

《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这篇文章，在陈来的著述当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写作风格，都是比较少见的。将陈来近年有关荀子研究的文章，集中收入此编，是这本文集的一个特点。对荀子的关注，体现出了陈来儒学视野的完整，也一定程度上补足了其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空缺。本书收录的三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各有特点，其中最具哲学性的当属《情性与礼义》一文。

陈来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按照其哲学论述的固有脉络进行阐发。而《情性与礼义》一文，则从还原荀子政治哲学的原始假设和根本出发点入手。作者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公理方法。文章首先讨论荀子情性、知能和材性三者的不同，指出其中既有与霍布斯的自然欲望公理相同的地方，也有霍布斯的公理所没有的内容，即材性概念中隐含和预设的塑造、加工的观念。这是因为荀子不仅强调政治的治理，也强调教化和修身。关注荀子的道德哲学，应该以材性概念为重点。而此文关注的是政治哲学，所以，更重视情性概念所导致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荀子的情性观（或自然欲望原理）关联着势与物两个定理。这里的势指名分、地位。势不能容而物不能赡，就必然导致纷争。由此揭示出欲求争这一自然状态的'基本结构。而要想避免纷争的出现，就要通过先王制礼义，明分以息争。但问题是少数几个圣王制作的礼义，如何让人们普遍地遵从呢？由这个问题，陈来回到荀子关于人类理性的思考上来。通过对荀子心知思想的分析，陈来指出，防止欲发展为争的关键在于心。欲必然会导致求，但求受到心的制约，其制约作用表现为价值意义上的可与不可。在心的制约下的欲望，与自然欲望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样一来，荀子的心就近于霍布斯的自然理性公理了。在文章的最后，陈来指出：从政治学上来看，荀子的论证重点其实是在于人为什么需要礼制的逻辑论证，而并不是礼制是如何起源的历史论证；其人性论是指出欲望的现实，以明了政府建立的必要性；而理性的认识，提供了制度和秩序建立的可能性。而一切价值都是面对人类合作而可持续地生活而产生，这也是荀子哲学的根本目的。

这篇取公理方法写成的文章，更清晰地彰显出哲学思辨的内在逻辑。荀子的政治哲学虽有其社会历史和价值层面的关怀，但其思辨逻辑的自足性，仍体现出了某种超历史性。

三、哲学的历史承担

前面对本书中几篇重点文章的概要介绍，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陈来在哲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印象并不准确。事实上，对于哲学思想与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陈来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看来，以为哲学思想的研究基本不需要考虑思想家所在的时代和社会，与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脉络对思想有决定性，这样两种倾向都有其片面性。但由于近年以来，以思想史为名的种种研究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笼罩性影响，陈来驳正的方向主要指向各种形态的化约主义。

与简单地排斥历史唯物论的哲学史研究取向不同，陈来对于哲学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化等问题，始终有其关注和考量。对于历史唯物论或知识社会学对长时段历史的宏观把握上的意义也有充分的肯定。但他明确反对将每一种思想或学派都还原或归约到一种社会脉络。思想史研究却并不去研究思想本身，不去研究思想体系的复杂意义和内部结构，不去解释说明思想、命题、概念、论证，不去理会思想讨论在历史上不断深化和延续的理论逻辑，忽略哲学思想中对社会和谐、存在意义和精神世界的探讨其本身具有的超越时代和超地域的普遍性意义，恐怕也就从根本上偏离了思想史研究的主体。

哲学的产生当然有其时代性，但也必有其超时代的普遍性。哲学之于历史从来不是单纯从属性的，哲学从来都有承载和塑造历史的抱负和责任。当然，并不是每个哲学家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所以应该具体地分析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其时代之间的张力，而不是笼统地将某种流行一时的理论不加分析地运用到思想史研究当中去，这对于今天从事思想史研究工作的人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在本书中，《明的拔本塞源论》是一篇有较强现实针对性的文章。此文是对阳明《拔本塞源论》的细致解说，针对的是流于功利机智这一当代人的普遍病象。陈来在文末明确指出：明的这篇文字，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建国实践，对当代干部的道德修身，以及对广大社会的人生提升，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与一般的印象不同，陈来的哲学研究，一直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只不过在较早的著作当中，其现实关怀往往隐没于深入的文本分析和哲学探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近年来一系列更具现实指向的著作的出版，才使得他的这一侧面得以彰显。以淑世为念，不为时风所转，亦不事清流做作，是陈来一贯的风格。誉之不劝，非之不沮，唯刚明自立者能之。这样的为人治学态度，是很值得当世学人鉴取的。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孔子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礼是乐教之本.孔子是位音乐教育家,又是演奏家,其音乐生活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在齐闻而怒不是喜.尽美而未尽善,可以从产生的背景理解.孔子的音乐思想,至今仍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张作霖，汉族，字雨亭，小名张老疙瘩，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现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逝世于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早年做过土匪，后来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喜欢别人以“张大帅”称呼，号称“东北王”。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史称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身受重伤，回到奉天后身亡，子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生，“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之父。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依靠日本，长期统治东北三省。1920年把持北洋军阀政府。1922年被直系打败，退回东北。1924年再度把持北洋政府。1927年在北京组织军政府。1928年被蒋介石战败，退回东北途中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山川到从虫鱼鸟兽，从气象万千到地气肥壤，人以他独特的美丽存在在于世界上，与万物区分开来，于是，思想变成了人的伟大。

——题记

当赤裸着身躯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回想着去穿衣；当严寒逼迫着无法忍受时，人们会想着去钻木取火；当往事复杂得无法记清辨别时，人们会想着去打结记事；当知道采集的食物很遥远时，人们会想着去种植；当人们有意识去做什么时，人类便有思想。

追溯人类进步到历史发展，思想他搀扶着伟人的臂膀，撑起历史的天空。人类离不开思想。

诸子百家是思想的精髓，是意识的巅峰。从四书五经中品味儒家的精华，了解至诚尽性的内涵，胸怀兼容宽恕的品德，明确慎独自修的意义，感受发自内心的真正力量。随后，便跟商鞅立木城下，悬赏百两，取信于民，法治天下，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挥洒着海阔天空的志气。于是便于庄周之梦，逍遥仙界，取蝴蝶之意，寄自由之心，须臾之间，畅怀宇宙，览胜天下。及至始皇，虽焚百家之言，但圣风尚存，熟知言消但心不老，那些圣洁的思想早已经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到现在都不曾消褪，这便是思想的力量。

战争、改革、运动是一代代新思想的萌芽。希腊海域、古城之边，早已经掀起了万丈思潮。“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等都源于伟大的文艺复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天赋人权”的启蒙运动，便开始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兴起改革的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推翻先前旧的封建体制，改朝换代，编写历史。思想更是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支持了这个将军强大的内心，远征海外，成为神话。更不用提的便是五四青年运动，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拿起“先进思想”作为武器，直指敌人的矛头。这时，思想便是勇气与内心的唯一支柱。

人类如果没有了思想，则会像狗类般爬行。

人类如果没有了思想，则天灾人祸便是人类灭亡之据。

人类如果没有了思想，则世界上便没有了人类。

人类离不开思想，正像鱼儿不能没有水，无法生存。所以外面现在应该强化思想，用先进的思想填充自己，赢得万物的尊重，让人类永远以独特的魅力生存下去。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管仲的经济管理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也是很光辉的，春秋时期无人能够超越他。他在诸多经济管理领域如分类经济管理、轻重论经济管理、消费经济管理、自然经济管理、技术经济管理、国际经济管理，以及垄断经济管理、市场经济管理、税收经济管理、金融经济管理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其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共《侈靡》和《治国》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论述经济管理的内容，对经济管理领域中的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货币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管理学的珍贵资料，是《管子》内容的精华部分，是管仲为齐国称霸制定的经济管理政策和方略。

一、管仲的轻重论经济管理思想

《管子轻重篇》诸篇原有《山至数篇》、《山国轨篇》、《国蓄篇》和《挨度篇》。

二、管仲的分类经济和消费经济管理思想

农、工、商都固定在原来的职业和地位上}农、工、商4类的分类经济管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被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所沿用，说明这种分类经济管理思想反映了当时和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存在和需求。尽管其中职业世袭的经济思想与今天的人才与职业流动观点不相符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轻重，即价值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这种先进的经济管理思想。

二、管仲的分类经济和消费经济管理思想

农、工、商都固定在原来的职业和地位上，以便让同一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便于彼此交流生产经验，提高技术水平，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可以互通信息，彼此间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促进商品的流通。职业和地位的世袭化，不仅保证了劳动技能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也使现实生产关系的链条得以在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持续运行。管仲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4类的分类经济管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被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所沿用，说明这种分类经济管理思想反映了当时和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存在和需求。尽管其中职业世袭的经济思想与今天的人才与职业流动观点不相符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2.管仲的消费经济管理思想在《管子奢靡篇》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管仲主张大量消费以促进大量生产，从而来繁荣社会经济。在《管子乘马篇》中有: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因此，他大力提倡消费，甚至到奢侈的程度。《管子侈靡篇》: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管仲是一个消费主义者，他提倡消费，主张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靠消费来拉动，不能太依赖于出口拉动，认为这样消费才会刺激本国经济的繁荣与昌盛。尽管其中的奢侈消费有过度消费之嫌，但其利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管理思想却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过分依靠外向型出口经济的拉动，则别国经济的风吹草动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经济。

三、管仲的自然经济和技术经济管理思想

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招揽游士和网罗人才等目的，允许在繁华的都城临淄和各地陆续开设了700家女间，并向女间征税，对繁荣齐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斧、铲、撅等农业用具。

四、管仲的国际经济管理思想

1.国际经济战争。管仲将经济管理思想运用到国家之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战争中，对于需要战胜的国家大打国际经济战，通过控制该国经济的方法达到控制该国的政治，并最终战胜该国。尽管在这方面不尽符合当今公平互惠的国际经济秩序，但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齐国的地位，以及从出于制衡对手国家的角度看，这其中都不乏有可资借鉴之处。

2.国际经济贸易。管仲鼓励与诸侯国的境外贸易。如一则免除了齐国鱼盐两项主要商品的出口税，其他商品收税也较轻，以鼓励出口贸易。二则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如外商来车乘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免费供给伙食，提供马饲料以及外加服役人员照应。另外，每30里设一个骚站，积储食物以供应过路者，并设女间以安行商。正是这些经济管理政策优化了国际贸易环境X179，吸引来大批外商，史称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三则是将便利商旅和减轻商税的国际经济政策订立到诸侯国会盟的盟约中。如在第三次甄会盟中，相互约定关税为市税的一半。在第四次幽会盟中，规定各诸侯国要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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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着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着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看过中国近代历史故事介绍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19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13）。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2]（P109）。

（12）矿政从宽。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2]（P109、P110、P114）。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2]（P110）。

由上可见，严复关于路矿的思考相当全面。问题在于，清末中国究竟可不可以引进外资？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作出了回答。他说，有些人过份强调自力更生，认为“路矿之事，必吾（中国）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这种主张固然很好，实际上却做不到。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自办路矿需时太久，50年内不会有多大进展。“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如南非的特兰斯哇尔、南洋的菲律宾、中国的辽沈地区，即使想要自办路矿也已经来不及了。（2）中国商民缺乏足够的资本。（3）中国路矿实行官督商办，官督者不懂业务，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财”，供他们挥霍。（4）即使民间有人能把路矿办起来，各级官员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1]（P149-150）。

这样看来，严复并不反对路矿自办，只是考虑到清末中国困难重重，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为最佳方案。针对国人有关“利源外溢”的担忧，严复又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劝导：“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地租），人工禀其庸钱（工资），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利润）。是三者，中国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资）则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润）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1]（P105）

严复认为，在引进外资以后，外国人得到的仅仅是路矿赢利的一部分。至于地租和工资，以及利润的另一部分，均归中国人所有。可见引进外资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更何况在铁路建成后，还会有往来方便、百货流通、地产增值、人民开化等等间接之利，那么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严复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

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3]（P141）至于解决办法，此文说得很容易：“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3]（P141）

但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其所谓弊病比较含糊。大意说，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外国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1]（P150-151）。解决办法有两条：（1）依照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生于华土者为土人”，亦即规定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婴儿必须加入中国籍。（2）取消治外法权：“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1]（P151）

由上可见，两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决办法，都是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因而都不全面。当他为张翼（燕谋）起草奏稿时，可能对开平矿案已经有所了解，所述两条弊病就比较中肯。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为张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决办法说得十分轻巧。似乎只要有了明君和清官，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在实际上，有能力防治这些弊病的明君和清官根本不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中的解决办法只不过虚晃了一枪。

在后一篇文章中，严复把引进外资的弊病说得比较含糊，这是因为他要服从通篇文章的主题。该文旨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严复不愿意把弊病说得太具体。他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才是造成弊病的真正原因，这就与全文的主题保持了一致。至于解决办法，允许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想法显然充满书生气；而取消治外法权的主张则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外国人之所以愿到中国投资，就因为能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如果取消治外法权，恐怕外资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更何况愚昧落后的大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取消治外法权呢！

综上所述，严复在两篇文章中指出的三点弊病都值得重视，但并不全面。例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家可能会把工业污染很严重的项目转移到中国来，也可能把落后的工艺和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如此等等，严复还没有考虑到。此外在三点解决办法中，则仅有“取消治外法权”这一条值得重视，而这又是长远的奋斗目标，不是清王朝所能解决得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举借外债的问题与引进外资的问题性质类似。严复既对外资问题持论开明，那么对于外债，也就不会深闭固拒。19代杨士骧草拟海军奏稿时，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

他指出，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一定要“量入为出”，如果“因浪费而举债贷赀，则其家道苦矣”！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只要考虑借债以后能否“生利养民”？能否“御侮而禁人之侵夺”？“苟为生利御侮计者，虽举债不必病也”。他举例说，土耳其和埃及“有债而弱”，英、俄等国却“有债而强”，“可知兴废之际别有理由，而不得专以债为归咎矣”[4]（P265）。

此处见解与《原富》按语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即借债如果用来发展生产，或用来加强国防，不会有什么弊病。但若为战败赔款而去借外债，那前途就令人担忧了[5]（P920）。另一方面，由于这篇文字毕竟是为他人代拟的海军奏稿，而不是讨论国债问题的专题论文，因此不曾论及举借外债的注意事项，如借债时不能附带政治条件，如利息不能超过国际惯例等等，这是不应苛求于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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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严复认为十全十美的救贫之术根本找不到。与其拖延，不如行动：“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1]（P151）这种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值得后人认真记取的。

19李鸿章总督两广，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钱，从中受到启发，奏请自铸铜元。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数年后充斥市场。严复预见到清政府滥发铜元的种种危害，就在193月发表专题论文《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呼吁整顿，设法补救。

该文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圜法（货币制度）的特点，是以铜钱为本位。其次揭示晚清市场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一是银价下跌；二是银元流通。前者由世界上白银总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则是因为使用方便。接着指出中国币制发展的两大必然趋势：（1）银元将取代铜钱和纹银，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2）银本位制将改成金本位制：“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6]（P179）清朝灭亡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预见完全正确。

在以上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严复这才切入正题，详细论述自铸铜元的时代背景、存在问题、社会弊病和挽救办法。

严复指出，清朝前期的银铜比价为1∶80，而现在国际市场上的银铜比价为1∶42，一百多年的变化竟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白银产量的增长比较快，而铜产量的增长却比较慢。这样就造成了银价越来越贱，而铜价却越来越贵的总趋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国市场。中国的圜法即使想要死守旧制度，也已经做不到了[6]（P179）。

由于钱荒，大量劣质铜钱被铸造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长期禁而不止。光绪初年1两白银大约可换铜钱1400至1500文，但是到了18至18间，1两白银却至多只能兑换铜钱800文。可见国内市场上银铜比价的变化，同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大体相仿，都是银贱铜贵[6]（P180）。

自铸铜元的要害问题，主要是“名实相去已多”。严复指出，以白银38两2钱购买的原材料可制造8000枚铜元，而8000枚铜元在市场上却可兑换白银57两6钱。由此可见，在铜元的成本和市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额，而这个差额就是各省铜元局得到的利润。“是前之三十八两二钱，一经铜元局点化，忽增一十八两三钱二分。然则每费银百两，获利四十七两八钱五分也”[6]（P180-181）。由此可见，铜元局所得利润非常高，难怪它们对于自铸铜元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铜元特民捐最便之法”。那意思说，铜元局所得利润好比人民交给清政府的捐税，可以用来练新兵，办新政。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自铸铜元政策是“名造国币，而阴行胺民之政”，“以为兴举新政之资，此何异摧斫本根，以求枝叶之茂？”[6]（P181-182）

还有人认为，“铜元之政，乃仿仙士钱为之”。意即西方人实行在先，我国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严复指出，外国有“法偿之限”。例如英国便士在单独使用时，不能超过24便士。又如香港的仙士钱，“百枚以上即不得强人受之”。但是中国却没有“法偿之限”，因此有空子可钻。倘若甲欠乙100银元，他可以用1万个铜元去还债。但在实际上，100银元折合库平银72两，而1万铜元折合库平银却连42两还不到。当甲方以铜元还债时，已经占了极大的便宜，而乙方损失则相当于30两白银。于是严复感慨道：“呜呼！国有圜法，以便民也。乃今铜元转为民困，是亦足为流涕长太息者矣！”[6]（P182-183）

全文两次论及自铸铜元的社会弊病，合并而言，共计五点。

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人发现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凡国有两本位并行（指货币复本位制），同为法偿（法定货币）者，其善币必日少，其劣币必日多。久之，虽善者不见可也。”[6]（P183）

那么在清末，哪个是相对的良币？哪个是相对的劣币呢？严复指出，一个自铸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只有2钱，但在使用时，因有官方规定，可抵制钱10文。由于面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因此它就是劣币，相对而言，银元就是良币。按照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那么铜元将留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而银元则退出流通，被人收藏，甚至流出国外。至于制钱，将被人私自销毁，熔化成铜块，按重量出售。

“然则法偿之限不立，他日铜元必流于市，而银元、制钱必争藏弃而渐少……且不独藏＠①之而已，银元将用之以偿国外之债焉，制钱将私毁之而计重售焉。”[6]（P183）

文章指出，清末国内已经出现铜元贬值。这种现象是由铜元自身的缺陷引起的。“一曰其所当之十文，纯以欺民而无其实；一曰广造无垠，其供者大过于所求”[6]（P185）。也就是说，原因之一是每个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和它的名义价值相差太大，人民对它不信任。原因之二是铜元铸造没有限制，发行量超过了流通必要量。到了文章末尾，严复又补充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铜元不能用来交赋税：“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则抑勒折扣之事必起。极其终效，今之铜元将无异昔日京师所行之当十（指咸丰朝发行的当十大钱），名虽当十，实当二耳。”[6]（P187）

这意思是说，由于官府在向人民征收赋税时，只收白银不收铜元，因此铜元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地位。铜元最终只能按它的实际价值在市场上流通，官方命令是没有用的。

铜元贬值直接威胁到小本经营者的生计。如果他们仍按原价出售商品，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着法儿加价出售。例如在上海市场上，商人擅自改变长度标准，把从前的9寸当作1尺，就是变相涨价、百物腾贵的典型事例。

严复又指出，物价涨跌固然司空见惯，但要区分两种类型。如果是稳步的渐变，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是暴涨暴跌，那么社会就会发生危机：“物价之腾跌贵贱，社会常有之象也。顾其象可渐而不可顿。使今日而顿贵，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顿贱者。顿贵顿贱，民将不堪，而社会乃岌岌矣。”[6]（P185）

按道理说，铜元既然是官府发行的，那么官府也应该乐意接受。但在实际上，督抚们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官府自铸铜元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成本和市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倘若人民把这些名实严重不符的铜元交回官府，那么督抚们自铸铜元的目的就达不到了。“顾铜元者，官所以法强为之，伪物也。伪物以施于民，则为损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则屈伸相报，而无大利之可图。是故选发铜元之督抚藩臬，必不乐自受其铜元者也。”[6]（P186）

倘若在朝廷干预下，征收赋税时允许人民把铜元交给州县官，而州县官却仍然不能把铜元上交给各省藩库，那么大量名不符实的铜元就将积压在州县衙门里。到那时，州县官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为了个人利益不受损失，州县官就会想出种种舞弊手段，“自为补苴”，“而吏治乃愈不可问”。“辗转之害，终归于民”[6]（P186）。

“大利所存，巨盗将起，购机器，置炉鞴。昔之民或以为难，而今之民则甚易也。虽有重法，又将何施？”[6]（P187）

怎样挽救铜元充斥必将引发的社会危机？严复主张双管齐下：一方面停铸铜元；一方面制订“法偿之限”。“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6]（P186）

此处所谓“法偿之限”，实即模仿英国便士（铜币）的使用规定。当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银元以上的货币时，支付方必须使用银元或银两，由收银方找零。所找零钱当然是铜元或铜钱，且其币值不会超过半银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万个铜元去偿还100银元的'债务的那种情况，同时还可限制铜元的流通数量，从而间接限制铜元的铸造量和发行量。不过这样一来，督抚们所能捞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6]（P186）这说明严复已经预见到，督抚们将成为这种挽救之术的反对者。

严复还探讨了自铸铜元政策失误的原因。他指出：“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6]（P187）

由此可见，在严复心目中，官员们素质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连连失误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严复的思想状况确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他明明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却认为“救贫”是当时的头等大事。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1）戊戌变法惨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人记忆犹新。康、梁逃亡海外，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严复留在国内，不免有所顾忌。因此他在变法失败后的数年内，不愿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议论现实政治。反之，谈论经济问题一般不会有政治风险，所以严复非常热心。

（2）严复撰文时上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时不远，战败的创伤尚未治疗，巨额的赔款又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客观形势迫使每一位有识之士认真思考战后的经济复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主张引进外资，筑路开矿，疗贫救贫，正好比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优秀答案。

（3）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已经深刻领会并且全面掌握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当他运用这种理论去考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时，便产生了许多精辟见解。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也是严复当时对于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4）严复曾于1901年接受张翼的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19又陪同张翼到伦敦打官司，对于路矿建设具有感性认识。尤其是对路矿的主权问题，治外法权的危害等等，均有切身体会。这也是严复特别重视路矿建设的原因之一。

从1905年夏季开始，应他人邀请，严复不断以演讲或论文的方式，大量宣传宪政知识，积极配合了国内的立宪运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高度关心经济问题，并在1906年对清政府的自铸铜元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实际上，严复的《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一文仍然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考察清末货币问题的产物，对于国人富有启迪作用。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这篇文章应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中华书局，1986.

[4]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A].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严复.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